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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7

《金融时报》中国的人口大迁徙

中国的1.7亿农村外地工过年回家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口迁徙。团聚颇为艰难

湖北神农架,一家人站在炖肉店门前。摄影:Graeme Nicol

还有一周就要到春节了,在北京东五环外一栋破楼里狭小寒冷的租房中,湘菊(音译)正在打包她的行李。

她一边搓着双手、跺着脚取暖,一边伸手去拿拐杖,这跟拐杖将支撑她返回1500公里外的家乡,她的家乡位于三峡大坝附近的长江岸边。

在首都做了5年保姆后,她经历了一场事故,人行道上的结冰令她花费了近1年的工资用以膝盖手术。但她仍然要回家过中国农历中最重要的节日。

「看到女儿、回到村里的家中令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一切东西都更好吃,甚至是米饭!」她说。「路这么长,麻烦的是我还没法走路。一路上我就是偷盗行骗者的下手目标。」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小巷,干鱼和腊猪蹄挂在某家的洗衣房隔壁。她身边嘈杂的口音和方言对映着广告牌匾上那些遥远的省份——福建、河南、四川和东北——的佳肴。

经过「老张驴肉火烧」,湘菊抬头听着奇怪的声音时,一群腿上绑着陶哨的鸽子冲过了头顶。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这一东倒西歪的临时片区很可能将在一年内消失,为早已修建到该片区边缘的新高层住宅公寓挪位。

湘菊对此并不关心。她即将参与到一场年度仪式中——这场仪式不仅是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还可能是每年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活动。据估计,2015年有1.7亿人为过年从中国的大城市乘坐火车或飞机返乡。据政府统计,在40天涵盖了轿车和巴士的旅行高峰期间,全国有30亿次乘客。

像湘菊一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乡下的农民家庭中出生长大,随后移居到中国的大城市中从事着薪水低廉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1978年,经济改革的前夕,中国人口中只有不到20%的人住在城市中。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55%的人在城市生活。

但有约2.75亿人——或中国全部劳动力的三分之一多——是来自乡下的外来工,他们没有权利永久定居或享受那些提供给祖祖辈辈是城市人的教育、养老或医疗。



一些专家将这些障碍比作南非的种族隔离,因为那些出身在农村家庭的人自动被列为了二等公民。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称,外来工在城市中平均要待上7到9年。尽管一半的人将最终会定居城市,但仅有20%的人把他们的大家庭带到了一起生活。

湘菊准备从北京返回湘家湾的村里
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政策造成的、一部分是因为经济因素造成的,还有数十年之久的独生子政策加剧了人口改变,中国的迁徙潮现在正在发生转变。官方数字显示,迁徙数字的年增长率已经从过去较高的比率降低至不到2%。然而,这些数据不是很可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数字早已减少,很多地方的劳动力紧缺和最近几年中外来工的工资上涨便是例证。

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已达到了所谓的路易斯拐点 (Lewis Turning Point),该理论由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 (Sir Arthur Lewis) 提出,其解释了向工业化经济供应的廉价劳动力会在何时枯竭。这一理论不仅对于中国经济模式,而且对所有的现代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农民移居城市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三月称。

因为迁徙的终结以及迁徙的反相发展,很多人担心这一奇迹将随之终结。因为执政党共产党的合法性现在首要基于其提供快速经济增长的能力,奇迹的终结将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性。

之前的这种模式——无限量供应中国乡下廉价而任受摆布的工人们——的终结,也为其他非洲和亚洲等地更贫穷的国家提供了机会,去接手原本中国从西方夺来的廉价制造业。「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已经失去了活力,」世界银行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称。「城市中快速增长的外来工工资以及低技能劳工的紧缺,说明了和以前相比,因为经济理由而选择离乡进城的人更少了。

到目前为止,针对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政府的回应是试图鼓励更多的迁徙者到更小而非更大的城市去。政府已收紧了类似北京这些地方的「房屋注册」这种隔离体系,但对那些想迁居至不太理想的城市的人们则放宽该政策。北京还一直在鼓励工业快速升级,以促进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即使中国「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利益在减少。

湘菊在返乡路上说:「没法走路很麻烦。
一路上我就是小偷的下手目标」
作为受过歧视和剥削的迁徙者们,很多像湘菊这样的人们正在决定——他们不想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过那样的生活。她的故事也许不完全是典型,但确实代表了一种很多人在城市中所感受到的矛盾体验。

对于她和她的丈夫来说,迁徙成为了一种必要,因为他们试图让自己的家庭从负债累累中脱身。现在,她比在家里的一小块地里干活要挣得多。但她失去了她的婚姻以及照看两个成长中的女儿(分别14岁和21岁)的机会,这令她很难令自己信服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对于她和她的家庭来说,他们所保留的最珍贵的东西在试图拯救他们的过程中已被损毁。
在宜昌昏暗的晚霞下,与湘菊同行的旅客一边推搡着,一边走出从北京开来的火车。这座工业城市有一个离她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最近的火车站。化学烟雾折磨着她的喉咙深处,但使日出显得绯红。

她随即上了一辆长途大巴,沿长江河岸曲折前行。她的返乡路上遍及大巴和渡船,这条路带着她经过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它的修建耗费了10年,包括湘菊和她的家庭,有150万人被迫从此处迁移。

一经过大坝,大巴开始爬行狭窄的道路,这些道路蜿蜒盘转、渐渐高过江水,风景也逐渐从单调的工业变成了生动的橘色树丛和茶叶种植园。该区域是古代屈原的故乡,他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位备受尊敬的爱国诗人和大臣,他的投江自尽成了赛龙舟和端午节的来历。

湘菊1500公里的返乡路
湘菊所住的村庄是湘家湾,实际上那里的所有人和她同姓。但是仅有一名湘菊的近亲离开了这个约210人的村庄,据这名精神矍铄的82岁老人的回忆,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每个人都感到兴高采烈。邻居和远亲来到她祖母的那幢狭窄的3层砖楼门前听着湘菊的消息,还问了她如何弄伤了自己的腿。

据村子的党委书记讲,村里60%的人一年在外工作,只有快过年时才回家。「通常,只有年纪很小的人或老人住在这里。但过了50岁,所有人都会回来。谁想一辈子住在大城市,那里空气糟糕,生活艰难,」王建国(音译)书记说。湘菊说,她最终的目标是回来,生活在乡村的静谧中,生活在她家依山而建的茅草砖房里,自己种庄稼,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

她于1970年在此出生,属狗,那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食物短缺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那时她年纪很小,一家人一年中只在过年时才能吃上肉,他们主要靠着自己种的土豆、玉米淀粉、花生、黄瓜、辣椒和西红柿活了下来。

她的父亲是一名「抗美援朝」(有些地方称朝鲜战争)时期的解放军老兵,大部分时期不在家,忙于为国有企业修建公路。他在政府工作,那意味着一家人绝不会像乡下的其他人一样挨饿,但是这份工作很苦,在他40出头时,他经历了一场令他半身不遂的打击。

湘菊是个糟糕的学生,15岁便从村里的学校退学。那时候她父亲生病了,这样她能帮忙操持家务,与他的姐姐和弟弟一同耕种家里的一小块菜地。她22岁时,一些朋友把她介绍给了来自附近村子的湘立宏(音译)。经过6个月的恋爱,她在1992年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琴琴(音译)时,这个年轻的家庭迁居到了江边一个更大的镇以寻找机会。

在神农架的家中,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电视吃东西
最初几年,他们在路边卖菜——村里亲戚种的卷心菜和萝卜,之后他们改卖鞋子。立宏要顺下游经43万公里到武汉,在那里买鞋子,回来在路边摊销售。但当三峡大坝在2001年建成并开始储水时,他们所生活的镇在拆毁后会被淹没,他们被迫搬到了海拔更高的新镇里。

这时他们的二女儿钱秋 (音译)出生了,湘菊的父亲却去世了。独生子政策在该国的这一地区被修改以阻止女性杀害婴儿,并允许任何头胎是女儿的夫妇能在7年后生二胎。

即使他们的家庭扩张,他们的小本生意却遭受着更强势力的冲击。他们顾客中有很多人的雇主是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这些国企在开除工人——他们总以为自己有终身不变的「铁饭碗」工作。

因为那些新近失业的人们在大城市里当起了外来工,他们能够给自己买鞋并顺便为家里人和朋友们捎带上几双回去,而不用从湘菊和立宏那里买了。到2007年,夫妇俩的生意失败,给当地的信用合作社欠下了一笔3万元的债。

第一年,立宏试图用三轮摩托车运货挣钱,而湘菊则待在家里照看他们的女儿。但在2008年,他们不安稳的状况说服了她到镇上的一个灯泡厂工作上几小时。「我们真的需要偿还这笔贷款,我们很担心能否负担得起女儿的教育开支,所以为了挽救家庭,我当起了工人,」她说。

湘菊的家人放烟火过新年
一天干12小时,每周6天,她能一个月赚800到1000元。但工厂里的空气毒害很大,她不得不吃一堆中药,很多晚上她都因咳嗽而无法入睡。「我在那里干了一年,但是毒害太大了,如果我继续在那里干下去,我觉得我都要死了,」她说。

正当她坐在家中从那场磨难中恢复时,她看到了一则电视广告,内容有关政府组织的工作安置项目——在北京做家庭佣人。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在地方城市10天的培训后,她被派往北京,那里有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以「劳动模范」的名号在天安门的人民大会堂受到接见。

她立刻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烹饪、打扫并照顾一岁小孩,小孩的母亲是一名在中国顶尖学府任教的教授,小孩的父亲整日在家交易股票。「当我第一次到的时候,我真的很能吃苦,所以我努力工作,」她说。「他们对我很好,大约一年后,当我离开回家过年时,他们告诉我在下一份工作中不要太诚实、太可靠、太容易被利用。」

2009年,她第一份工作的月工资时1700元。到2014年末,她已连续为5个不停的家庭工作过,她的月工资已经涨到了7000元。

经济学家们说,关于路易斯拐点已经到达的说法,他们手头最好的证据就是在近几年里外地工工资的极速增长。「这些增长反应了劳动力市场真实的供需状况,还显示出中国的整体状况已经改变,」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的黄益平教授称。该教授和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要认出中国拐点的到达。「路易斯拐点在中国比其他经济体已提前到达,也比我们预期的要早,一部分是因为增长是如此之快,另一部分是因为独生子政策带来的扭曲效应。」

传统聚餐
当湘菊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她唯一目标就是挣足够多的钱以偿还家里的债并让她女儿上学,但不知怎么地她期望变了,梦想也扩大了。她曾是一个担心下顿饭着落的女孩,如今则是愁着增肥和跟随流行食疗法的中年妇女。

甚至她的说话方式也变了。就像某个曼彻斯特、利兹或格拉斯哥的人之后迁居到伦敦一样,要渐渐软化口音直至听起来好像出生在泰晤士河边似的。她的乡村口音已经变成了相当标准的普通话。

「我小时候没有希望和梦想,只关注吃饱穿暖。当我第一次去北京时,我只想挣足够多的钱,」她说。「现在,我意识到这些都不够。我不满意。我现在的梦想是有一天有自己的公司,但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实现它。」

但即使她的范围已拓展,她却丢失了很多自己曾拥有的东西,丢失了那些最初让她成为外地工的东西。她的两个女儿说她们的学习没有父母辅导,她说自己的婚姻也彻底结束了。她和她丈夫一年只见一两次,通常在过年期间。尽管移动聊天软件的发展使得她能够经常联系自己的女儿们,但她不想给他的丈夫立宏打电话。
在她拜访村里的祖母后的那天,她的丈夫意外到来。他们6个多月来的第一次交流则是大吵一架。

从神农架山顶看县城,湘菊的母亲和弟弟居住于此
45岁的立宏又矮又瘦,有一张棱角分明、黝黑但帅气的脸庞,头发乌黑锃亮。他是8兄弟中的第7个,他的父亲在他2岁时自杀了,而那时候他的弟弟仅出生40天。他以就事论事的方式做出解释,这件事发生在1973年,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很多人在挨饿;他说在靠近饥荒的时期中,他的父亲在受到喂养8个孩子的压力下疯掉了。

11岁时辍学回家,帮忙种庄稼、照看这个家庭所能供养的几只鸡和几头猪。不到一年后,他的母亲在睡梦中去世。他和其他5个兄弟在家里勉强相依为命,靠着村里分配给他们的几亩地维生,直至每个人最终结婚离开。

「当我第一次看到她时,我觉得湘菊是我碰到过的最漂亮的女孩,所以我向她求爱,直至她同意嫁给我,」他说。

2010年起,他也成了遍及中国的建筑工地中的一名外地工,这些工地包括南方热带地区海南省的一座核电站。去年8月,他和几百个工友飞去了喀麦隆,在那里为一家中国国有企业修建一座水力发电大坝。

这是他的大家庭中第一次有人离开中国,或者说是第一次有人坐飞机,而且工资据说很棒——1个月1万2千元人民币,伙食很棒。

他一到那个地方就很感到厌恶。中国工人们通常被限制在工地中,只有一次他被允许离开赴首都雅温得一日游。他说自己意识到中国是个多么漂亮而繁荣的地方。「他们的首都还不如我们的一个小村庄呢!」他说。

2个月后,他因疟疾而卧床不起。1个月后,公司扣了他的报酬,并送他回中国,只给了不到2个月的工资。去年10月他返回时, 他受雇在宜昌盖楼,然而全国正处于房地产衰退时期。当他要回家过年时,公司说没有足够的钱付给他。

晚餐中有麻辣鱼火锅、海带汤、炒豌豆、酸辣土豆丝和尝起来像中药一样的白酒。饭毕后他开始诉苦,但从不提及他妻子,他的妻子看着他时带着不加掩饰的鄙夷。

「他甚至不和我说话,所以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无法给她想要的东西,因为无法给她一个兴旺稳定的家庭,我向她道歉了好几次,」他轻声柔和地说着。「我们一年只能见10天或1周,但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之间没有联系。」

当她在北京上层社会的公司中花费数年改进她的普通话时,他却在那段时间里与有着类似卑微背景的工人们待在一起,他的口音对于几乎不说本地方言的人来说无法理解。

第二天,在冬末大雪纷飞的6小时翻山越岭的行车中,湘菊仍然拒绝和他说话,他们两人坐在公交车的头尾处。他们的两个女儿在神农架的公交车站等车,湘菊的母亲和她的弟弟以及他全家人生活在那里,他们将在那里过年。

他们的小女儿钱秋边帮着一瘸一拐的湘菊走下车时,旁边一边发出嘟囔声。他们的大女儿琴琴没告诉她母亲就下车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载着他们到家里的炖肉店。

店面后方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湘菊的70岁驼背的母亲和姨姨正忙着准备年夜饭。当全家人坐在屋后时,她喋喋不休的哥哥正在招待一队顾客,他们排队购买橱窗里的炖鸡腿和五香鸡腿、鸭脖、猪蹄、猪尾、牛筋、猪耳和鸭胗。

中国的农历新年相当于西方世俗的圣诞节,家庭聚会就是不停吃喝以及大量令人激动的焰火。镇里和周边的山丘随着一连串的爆炸震动着,全家人坐下来享用新年前夕的传统午宴。

午饭后,21岁点琴琴是一个胖乎乎而体贴的女孩,她在武汉的一家技校里学习工厂管理,她解释了她和她妹妹的学习成绩在她们父母当上外地工后是怎样急转直下的。「我们是被抛弃的孩子,」她半开玩笑地说道。

她还说她和她母亲经常打架,尽管她觉得她父母应当为她们关系的变糟负责,但她至少明白她父亲试图把事情向好的方向扭转,同时她母亲不能、也不会道出问题的症结。

春节前,人们排队等候登上火车
午饭期间,立宏沉迷在一瓶白酒中——这是一种极为烈性的中国酒。之后,在穿越神农架旁山丘的路上,他畅谈自己的婚姻状况。

「这可能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我很不幸,我甚至想过自杀,」他说。「当我们结婚时,我告诉湘菊,即使我没上过学,也不是很聪明,但只要我有双手,我就要保证它们能用来养家糊口、创造更好的生活。但她去北京后,她的期望改变了,她决定她想在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东西,那超出了我所能给她的。」

接着他坦承,他觉得她在北京有恋情了。他甚至怀疑她对膝盖韧带扭伤的解释,认为人行道上的结冰不是罪魁祸首。在她的旧手机上——他把该手机带到了非洲——他发现了她和一个男人的吵架录音。他觉得这个男人也许是她的情人,也许是这个人弄伤了她的腿。

几天后,在返回北京的高速列车上,湘菊对她的受伤情况含糊其辞。她坚持她扭伤腿的原因是她在下公交车时在冰上滑倒所致,但她无法回忆起事情的发生地。她愤怒地否认了有人故意弄伤她的腿的说法。至于未来的支撑点,她坚定地称她的终极目标仍然是返回湘家湾——她出生所在的村庄——自己种庄稼,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

但因为她成为外地工,而且她的腿部手术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军区医院做的,她不太可能获得政府赔偿的近7万元医疗费。这令她欠下了一笔债,同时意味着一旦她的腿痊愈,她不得不工作很久才能还债并重新开始攒钱。

在某种层面上,她也发觉自己陷入儿时理想化的农村生活与改变了她很多方面的大城市之间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曾经的个性和期望已经改变了,变不回来了,」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我会尽我所能地确保我的女儿们接受好的教育,定居在一处,绝不要最后在大城市里做外地工。」

外地工人数的增长正在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的迁徙浪潮现在开始逆转,尤其相对于拥挤而污染的城市来说,乡下的生活品质已经提升,这部分上要归因于数年来政府的投资。结合来看,千百万人辛酸的个人故事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模型驱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其经济将会发生什么,要取决于数百万如湘菊和其家庭的选择和故事,而在城市中寻找更好的生活已令他们疲惫不堪。

Gu Yu 做出附加报道


Jamil Anderlini 是《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Gu Yu 是前《金融时报》新闻助理


摄影:Graeme Nicol; 路透社 (Reuters)


原文链接:Financial Times | China’s great migration

作者:Jamil Anderlini

日期:2015年4月30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