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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4

《华尔街日报》访谈习近平的英文译者

译者黄友义。图片提供:Feng Gang/CSOFT International Ltd.

2012年,习近平在登上介绍他为新任中国领导人的典礼讲台前,告诉一人要把他讲话中的某一句在翻译成英文时稍作改动,以便让所有听众更容易理解。

这句中文习语按字面可译作「要想被练成铁,金属自身要硬。」(To be forg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 但这种翻译丢失了说汉语者们理解的实质:某人正着手炼铁的意思。而最终的译文是「打铁还需自身硬。」(If you want to work with iron, you must be tough yourself.)

本周,中国译者黄友义回忆了这则引发争议的故事来说明领导人习近平是如何理解「我们在(中国)的作为对世界产生了某种影响」以及因此需要做出的解释。

政府译者对于塑造又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主动权——《习近平谈治国政理》(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有着重要的作用。身为英文译者的黄友义编纂了习近平主席的79次讲话及采访,中国称习近平为畅销书作者,美国纽约的书市将在下月正式发售此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意识到我们要表达自己的看法,」黄友义说,61岁的他身兼数职,曾为3届国家主席做过翻译,现任中国翻译协会 (The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秘书长。

「习近平惯用很多传统习语,」黄友义说,习近平主席想让外国理解他的讲话,这创造了新的机遇——编译讲话要旨以便让外国人理解。

如今,黄友义号召更多的中国公司像习近平那样考虑他们的全球影响力。他称现在中国公司的网站读起来经常像通篇赘文。他说,「这些公司知道如何与13亿中国人交流,但不知道如何与世界上其他57亿人交流。」

周四在上海,黄友义以会议旁观者的身份谈论了他的职业以及那本中国领导人所著、官方希望能成为最为广泛阅读的著作,该书也是自毛泽东的红宝书(译注:《毛泽东语录》国外惯称 Little Red Book,小红书。)以来的出版物。以下是经过编辑的采访。

你是如何成为一名译者的?

20世纪60年代中旬中学毕业后,大学都关闭了。像数百万其他(年龄在16岁)的中国人一样,我被送往了东北黑龙江的一处军垦农场。我去那里也做好了战死战场的准备。去年冬天中俄军队在边境发生了冲突。

2年后,大学重开。我队上的领导说,「你知道吧,大学正在招生。你回去上学吧。」我很幸运,但这并非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

那就是我来北京外国语大学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的经过。到了学校,他们告诉我「你是被分配到英语系的160人之一。」那时候,做什么事由不得你。

大学的最后一年(1975年),我在教室里练习。我们在翻译联合国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已被搁置多年而未被翻译成中文。

一天,一名老师正在读一些我们写的论文。有一篇论文听起来很耳熟。我发觉到这正是我的论文。嘿,我能把它翻译下来。

中国的翻译发展得如何呢?

这么多年来,我们正在把一切外文书写的事物翻译成中文,其中涵盖了经济、科技、管理等领域。

但在2011年,突然有数字显示,54%的翻译工作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据黄友义的研究所称,这一数字随后攀升至60%。)原因之一是像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在增加出口。10年前还没有这种现象。从专业观点来看,那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体现。而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所以我们要继续把外文翻译成中文。

外国人学汉语有意义吗?

如果你真想理解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去学这门语言。

如果世界上有一门语言幸存的话,不会是中文,而是英语。

口译与笔译有何区别?

年轻人有很多机会去做口译、同声传译。但随着年纪渐长,会从事更多的笔译工作。

如何为国家领导人做翻译?

我为江泽民、胡锦涛做过翻译。那种事情很容易,因为领导人会晤时,他们谈论的是一些原则和政治方面的话题。那种东西对译者来说是轻车熟路。

回顾过去,给国家领导人们做翻译不难,难的是给学者们做翻译。


《习近平谈治国政理》的封面
你是如何翻译完习近平的这本书的?

我是在翻译后期参与进来的,当时粗翻已经完成了。我们按照四个工序进行:首先是粗翻。然后把译文交给外国和本国的编辑来提升译文质量。随后,我们几个高级翻译参与进来。英文译本看起来不错,但还远不能与中文版媲美。之后,由另一名高级中文翻译检查译文。外国编辑对译文进行编辑后,我在第三阶段加入进来。我排在第三、第四,并没有负责全部事项。我们其中的几个人对译文进行修订。每天我们都一起工作,不仅有我们几个国人,也有外国人。

当每个人完成手头工作时,我们却对结果并不满意。所以我们在屏幕上查看译文。最终,我们发觉了难点所在——中文里,我们惯用很多副词:「我们完全地,」「我们积极地。」若按照中文来逐字翻译,英文译文读起来会不顺畅。我们该怎么办呢?最终,我们决定拿掉所有的副词。

你在翻译期间遇到习近平了吗?

这次翻译时没碰到,但之前我遇到他很多次了。他不知道我在翻译这本书。

他探讨过这次翻译了吗?

一些人与他探讨过,我没有去。

你从这部著作中了解到主席有怎样的个性呢?

作为译者,不论为谁翻译,都要有一种「你在替他在说话」的感觉。那样你才能译出高质量的译文。

当主席谈论乡下时,我将自己置身于其中。他曾待过乡下,我曾在农场劳动过。我甚至能想象我自己和他面对而视。因为我们同年同月生,早期有过相同的经历——上过学,在农场劳动过,向农民学习,都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岁月。

习近平的英语口语水平如何?

我觉得他的英语水平一般,但李克强的英语很棒。

有些政府声明用中文表达听起来没问题,但用英文表达听起来不大对劲,比如「全面地」(comprehensively)「坚定不移地」(unswervingly) 和「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把所有副词拿掉,用英文表达听起来会更好。但在读中文时拿掉副词的话,中文就不再是中文了。这就是文化差异。我们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中译英时拿掉所有的副词,但英译中时要添加副词。

当我加入外文出版社 (China Foreign Language Press) 时,我们是一批译者。我们的读者又是谁呢?他们是研究中国的教授、学者,是中国的观察者。

而现在,我们试图触及57亿、对中国有着某种兴趣的外国人。他们不是中国专家。我们应当让我们的译文更贴合他们的阅读习惯以及他们对中国理解的水准。

作为译者的我们应当更为大胆地去改变某些中式话语。比如「同志,」我觉得我们应当说成「亲爱的同事。」我们应当在党内和政府内将其译作「亲爱的同事。」

但如果习近平下乡见农民时,称呼「亲爱的同事」不大对劲。我们可以称呼「同乡。」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翻译界还没有接受。但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应当尝试的称谓。

你在习近平的书中作出了这种调整吗?

读这本书时你会发现,他说话时有些地方用的是「同志,」我们则将其译作「朋友。」也许你在未来将很少看到「同志」这个词。


原文链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Working with Iron: Meet Xi Jinping’s English Translator

作者:James T. Areddy

日期:2015年4月16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