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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4

《金融时报》未解的中国慰安妇问题

这篇报道讲述的是数千名中国妇女在二战期间被迫沦为性奴的故事


张先兔说:「这些士兵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陶罐摔碎在石阶上的声音打破了寒冷的春晨。张先兔醒来了,发现闯进她家中的日本士兵们在摔碗找寻食物。年仅16岁、刚刚结婚的张先兔试图逃跑。但她跑不快: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孩童时便裹了脚。

她住在山西省盂县村。1942年,刚刚结婚的她猛然从梦中惊醒,如今她却是一名寡妇,白发梳向后面,脸上布满了皱纹,肺病落下了哮喘。「我那时候做梦时,总会梦到被抓,」她说。「我感到很害怕。」

当时无处可逃。「这些士兵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她缓缓呼吸着,随后变得急促起来。「哎呀……我把每件事都忘掉了。」张先兔在随后的20天里被关在了监狱中。她被锁在邻居家的房子里,成了侵略掌控中国东北的日本士兵们的「慰安妇。」「我害怕得要死,」她说。

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大部分妇女因疾病、虐待抑或这两种原因相结合而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项阻止侵略军大肆淫奸劫掠的原则,而据估计,在战争期间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被绑架或被迫在「慰安所」中供日本士兵们享受。今年,亚洲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慰安妇仍将是这场战争众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中国,约有二十多名慰安妇仍然健在。在官方忽视的氛围下,一场旨在确保她们不被遗忘的运动起到了作用。
因为中国与日本正在角逐亚洲领头羊的地位,所以中国外交官员们经常严厉地警告日本「勿忘历史教训。」而在诸如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安静的地方,历史早已褪去。那么,将一段往事赋予新的意义为时已晚吗?

当我开始研究这篇文章时,我不知道一位慰安妇是否欢迎一位记者的来访。我会被指责偏袒立场吗?我会沦为中国民族主义者们的「工具」(一位中国记者曾警告过我这一点),或成为日本民族主义者们的目标吗?

她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贫穷的乡下,所说的方言令人费解,自身的健康逐渐恶化。中国媒体把她们描绘成脆弱的受害者,儒家学说的精密周到掩盖了她们战时遭强奸的遭遇。而令我好奇的是有一群活动家在背后支持了她们20多年,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些慰安妇们讲述自身故事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见到了张先兔。这多亏了张双兵,他以前是山西的一名小学教师,为了这些上年纪的慰安妇而发起了这场运动。(张姓是很常见的姓氏,他们两人之间没有关系。)在砖房的门前,张双兵大声地向她打招呼,张先兔热情地握着他的手,告诉他窗台上整齐地码放了一堆药。最近大儿子的去世令她忧心忡忡,她还与二儿子的媳妇闹矛盾。「这过得是什么啊?」她转过来问我。「我不想过了。」


她铺砌过的院子里堆放着中国乡下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锈的农具和一根晾衣绳。屋子里,明亮的灯泡映照着孩童骑鲤鱼的年画。一尊毛泽东的蜡像凝视着相框中的全家福。年逾88岁的她成天蜷着腿待在炕上,整洁地穿着深色的棉衣棉裤,裹着的双脚叠放在膝盖下面。


尽管她穿着棉鞋的畸形双脚近乎令她难以下床,但他们曾把她一路带到了东京法院。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张双兵和一队日本和中国律师的带领下,盂县的16名妇女(张先兔是唯一健在的)起诉了日本政府,要求其给予补偿和道歉。由于成文法的限制及个人无权起诉政府,她们的索赔遭到了拒绝。



为了记载曾作为慰安妇的健在妇女,张双兵走遍了山西和河北。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韩国,曾作为慰安妇的妇女们早已发起了一场旨在寻求日本承认并赔偿的政治运动。日本内阁首相发表了一则道歉,日本的活动家们找到了起诉理由,他们雇用了中国律师以协助搜寻中国大陆的高龄受害者们。他们称,宣传她们所遭受过的屈辱有助于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然而一切以败诉收场。


「我没料到事情会这么复杂,」康健说,这位身材柔弱的北京律师曾收集过海南慰安妇们的证词。和盂县一样,海南本地的历史学家们找到了一批幸存者。「尽管重提旧事有时会令人痛苦,但置之不理更令人痛苦,」她说。


2011年,一家日本法院驳回了几件亚洲慰安妇和强迫劳工上诉的终审判决。两国间的激烈言辞自此限制了中日活动家们的民间合作。民族主义在两国不断抬头。中韩两国的强硬言辞和暴力的反日游行已经引起了战后出生的日本人的反感。去年,日本左翼报纸《朝日新闻》撤下了1982年以来有关慰安妇的文章,这些文章正是依据揭露真相的叙述撰写而成。


在此期间,慰安妇的高龄也在削弱着她们自身的重要性。在首尔, 一尊年轻女孩的铜像占据了慰安妇们曾经每周集会的地点。她带着指责的意味凝视着路对面日本大使馆的大门。这尊铜像投射到人行道上的影子则是一名驼背老妪的形状。


「瞧瞧这30年来的运动,也不能说完全没用,但确实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张双兵说。「我感觉有些失望,没有斩获任何结果,没能了却这些老人们的愿望。」



1982年的一天,张双兵在去村小学的路上发现了他的终身使命。他在路上经过了一片片像他自己种的田地,一条条绿油油的田地间耸立着灰岩峭壁,很多家庭收获的作物刚刚够吃而已。他注意到了一名老妪,她孤身一人费力地准备去收割田里的谷子,而其它田地早就收割干净了。

这名年轻的教师心生惭愧,他想问问她自己能否帮得上忙。但他发现,因为这名老妪曾是一名慰安妇,所以她对人很排斥,而如此丢脸的经历使得没有男人愿意娶她。


不久,张双兵奔走在盂县崎岖不平的黄土路上,为此他骑坏了3辆自行车。他通过与村民的闲聊找到了一批曾作为慰安妇的妇女。


大日本帝国军队有着从贫穷的日本家庭征召娼妓的传统。在1937年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一番奸淫杀戮后,日本政府决定由军队控制军妓。在亚洲大规模部署的妓院数量迅速超越了娼妓的供有人数。


韩国、中国、东南亚和欧洲的妇女被征召、被欺骗、或被强迫抓进妓院,有些妓院由日军自己开设,另一些则是专门为日军享用而开设的。慰安妇之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了。韩国学者认为亚洲有20万名慰安妇;中国学者估计在被占领城市中或大量的前线阵地上,还有另外的20万名中国妇女遭绑架。



1938年,在中国东部青岛市行军中的日本士兵。
盂县历经日军、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控制。那里的「慰安所」临时安排在村子里的房屋或军营中,不像上海有更为正式的军妓所。

日本投降后,中国爆发内战,在随后的共产主义时代下发生过分田地及多场政治清洗。战争纪录遭到破坏。为了嫁人,慰安妇们隐瞒自己曾经的遭遇,并隐瞒自己的姓氏。


当这些妇女揭开自己的伤疤时,她们便承载着五千年来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张双兵说。「她们怀着悲伤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是因为他们信任我。所以,我对没能为她们做什么事情而感到难过。」


「这是历史责任。这些受害者们一直未得到公平的报道,她们的家庭也未被报道。」


张双兵上过高中,这一点令他在盂县显得格外不同。耐心而温和的他在山西和河北赢得了126名老妪的信任,随后却目睹着她们相继离世。他用自己的积蓄帮助这些身陷疾病、贫穷和孤独的老妪。



中国的「慰安妇」,摄于1937年–1945年。照片来源:www.bridgemanimages.com

他的妻子、孩子以及他母亲都不赞同他的做法。瘦弱而美丽的山西乡下妇女仍然喜欢戴白头巾,她母亲和他一家一同住在墙壁粉刷成白色的窑洞里,几颗桃树为窑洞遮荫。她和她儿子结交的那些妇女的年龄相仿,但她与她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她年少时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员。「她参加过抗日战争,所以她觉得,『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但随后,当她看到有这么多日本人支持我时,她改变了想法,」他说。

张双兵的衣柜里塞满了装着「老妪」照片的信封。这些旧照片中,有一张正式的黑白肖像,照片中的这位妇女因为与日军「合作」过而在文革期间惨遭多年迫害,并在随后自杀。共产党掌权后,其他妇女在她们所住的村里被揭发或被流放到劳改营。这些遭遇令幸存者们不愿提及往事。


另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位身材丰腴、满头白发的妇女。张双兵回忆道,当这名妇女发现通过向他叙述而找到了一种平和感。但当他开始写一本有关盂县慰安妇的书时,她的儿子感到尴尬,不让她参与这件事。


张先兔不同。当张双兵带着她到日本上诉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表示了感激。当我问她为何她选择在公众露面时,她抱怨一气:同村妇女躲着她,几十年来生活艰难且几近饥饿,还有现在的孤独。



张双兵与张先兔在她山西省的家中。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张先兔是唯一被释放的,因为她父亲付了赎金。他卖掉了所有的羊,这笔赎金令他破产了。「我没能付这笔钱,所以觉得很生气,」她说。她在继母的悉心照料下用了两年的时间恢复健康。当时食物短缺。共产党掌权后,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了。「我既没有食物吃,也没有衣服穿。父母也一直饿着,我们什么都没有。这过得是什么啊?我十分懊悔,但不知道能做些什么。我年轻时觉得负罪感与日俱增。」为了她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令这个家庭一贫如洗,她说。「我想要日本赔钱。」


寻求战争赔款的中国活动家们称,他们的运动已进入了不确定的「第三阶段。」首先是努力寻找年长的受害者们,其次是那些常年在日本进行的诉讼。现在,他们正通过中国法庭为那些强迫劳工寻求战争赔款,他们确信最近的紧张态势会使得中国愿意向日本表达诉求。而中国法庭不会接收慰安妇的案件,因为被告是日本。


「历史问题总是在关注与日本更宽广的双边关系方面,」在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研究中日关系的吴瑞利 (James Reilly) 说。



张先兔和她的两个孙子以及其他家庭照。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一些老牌活动家们怀疑中国会允许这些案子继续下去。这个体制对于个人历史赔偿方面的谨慎出于很多原因。在共产党治下发生政治运动中,数以百万的中国人饿死或被杀害,抑或在劳改营中被强制劳动多年。百万多人失去了土地或房子。


北京对于这些针对日本的运动的态度是「既不支持,也不鼓励,」童增说,他是激进反日活动家的代言人。58岁的童增是一个小型投资基金的负责人,这种人在中国很少见:尽管他毕生都在宣传鼓动,但他避开了那些严肃的问题,例如船只登陆那些处于争议中的岛屿。对于这些运动的宽容与那些要求中国公民的宪政权利的知识分子们所遭受的长期监禁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反日的激进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其伴随着复杂的派系之争。这为童增这样的鼓动者们创造了机遇:「如果他们过于反对我们,他们就成了民族的叛徒。」


北京也持谨慎态度,不支持那些民族主义者们。中国愤青们组织的针对日本的集会会迅速演变为针对自己政府的抗议。国有媒体上的激烈言辞是经过精心编排的。「老一代的活动家也许和新一代的愤青联合起来,这令人担忧,」白洁曦 (Jessica Chen Weiss) 说,她是耶鲁大学 (The Yale University) 的政治科学家,也是《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中的民族主义抗议》(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的作者。当然还存在着外交方面的考虑。当1972年毛泽东修复与日本的关系时,中国为了日本的援助投资而放弃了战争赔款的要求。


童增认为毛泽东从未放弃中国的个体权利。但随后他笑道。「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那种(中国的个体权利)概念吧!」


上海东宝兴路125弄1号凸显了「既不支持,也不鼓励」这种态度。7家人挤在一幢破旧的、配有洗衣房的3层建筑中。打开狭窄的前门是一条昏暗的走廊。日本的旅游团偶尔会前来参观。


据上海历史学家苏智良称,80年前,该建筑成为了亚洲被占领期间的第一所军妓院。他想把该建筑转作为一家博物馆。上海政府保护着该建筑不被拆毁,但不会对里面的居民发放重新安置费。


20年前,苏智良从日本留学归来,像山西的张双兵一样,他骑上了自行车穿梭于上海寻找那些年事已高的居民们,他们也许还记得在慰安所里的那些日子。他与妻子陈丽菲一起对那些曾作为慰安妇的妇女们进行着漫长而痛苦的采访。



刘面换之墓。她曾是慰安妇,2012年,86岁的她去世,葬于盂县她所在村的附近。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大部分人不清楚他们自己的历史,」苏智良说。「我觉得这很羞耻。中国的二战史就像一瓶酱油一样混混沌沌。」


夫妇俩联合成立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该中心收集那些上年纪的慰安妇们的证词并向她们发放捐款。如今,该中心还负责她们的丧葬费用。


慰安妇们的离世标志着这场运动的终结吗?一些活动家们主张那些妇女的后代们应有权享有那些赔偿金。但作为局外人,我想象着另一种「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在未来能够超越现有的对国家荣誉和道歉的迷恋。


在中国,国家决定着哪个人应被纪念。学童们学习着千篇一律的革命胜利史;无人给予过去以人性的一面。慰安妇则是一个特例。作为寻求正义的一部分,对证词的收集使得那些普通人所经历的残酷时期得以保留。活动家们为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创建了一份记录,它大大胜过了那些对革命英雄们的溢美言辞。


未来,张双兵的同情和张先兔的愤怒可能会产生结果;最终,历史教训不会被遗忘。




Lucy Hornby 是《金融时报》驻华记者;Owen Guo 有附加报道贡献。

摄影及照片来源:沈琦颖(Sim Chi Yin); Corbis; www.bridgemanimages.com



原文链接:Financial Times | China’s ‘comfort women’


作者:Lucy Hornby


日期:2015年3月20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