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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7

《环球邮报》加拿大籍维吾尔人称遭到中国官员的拘禁和敲诈

2015年3月11日在蒙特利尔的维吾尔人。(Christinne Muschi For The Globe and Mail)

去年四月,艾尔肯·库尔班在中国新疆拜访亲戚时,通过他在政府单位供职的兄弟得知国内警方正在搜寻他。即使艾尔肯已在中国外住了15年多并持有加拿大护照,他觉得去一趟派出所是明智之选。他不想让自己及家人惹上更多的麻烦。

官员们在办公室中花了10个多小时设法让艾尔肯坦白自己有政治颠覆的意图。艾尔肯是维吾尔族,这个说突厥语的族群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你不能这么做,」他回忆说。「我是加拿大公民,」就在这时,审讯官员把他的护照扔在了地上。

有6名加拿大籍维吾尔人向《环球邮报》报告过类似艾尔肯的遭遇。过去3年来的一种模式浮现出来:中国的权力官员对于加拿大公民权不予理会,同时监禁、敲诈、甚至贿赂其以前的公民,让他们在收留自己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在艾尔肯的案例中,他告诉官员们,他曾在2008年帮助组织了一场世界维吾尔大会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的招待会,警方称释放他的条件是他要监控住在蒙特利尔的族群。他同意后随即被释放。直到11月,官员们让他从蒙特利尔作报告。他说他从未交出任何信息。

这些报道表明,这可能是在侵犯加拿大人的权利,也是不尊重加拿大主权的表现。虽然这些事件的细节无法得到证实,但其大体上符合一种干涉方式,熟悉中国档案的加拿大官员们对此并不觉得惊讶。

2015/04/25

保护记者委员会 | 中国籍新闻助理:被忽视的重要群体



赵岩曾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员,他曾被监禁,在获释后继续从事着新闻业。摄影:路透社 (Reuters)

最令记者担心的是作为一名来到中国外国记者该如何与中国人交谈,而大部分中国人不会说英语。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找一名「新闻助理」。

我做新闻助理有5年多了,也见识了这个行当是如何运作的。大部分驻华外媒记者的新闻助理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很棒的英语水平的中国公民。他们所构成的群体不到200人。虽然他们的头衔不是记者,但他们从事着记者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闻助理主要由中国外交部来任命;如今,大部分新闻助理直接受雇于外国记者,他们通常不愿与中国官方发生联系。

尽管这些工作的内容有所差别,但通常包括预约、进行采访,翻译,口译,收集新闻和有新闻价值的话题,撰写构思,准备采访材料,向办公室里的外国记者们解释中国文化、社会趋势、政治现象,跟踪报道,保持联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会被要求做其它的工作,如安排外国记者们的中国签证,帮助申请参加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会和场合,买机票火车票。他们的责任甚至扩展到了照顾外国记者们的家人,准备记者个人的税务事宜,修水槽,帮记者们的孩子找中国保姆,帮忙搬家,带宠物看病。

在我从事这个行当期间,这一职位的薪酬从每月200美元到2000美元(月1200元到12000元)不等。在最近几年里,新闻助理的薪酬似乎并未见涨。他们的薪酬看起来比中国记者们的平均收入要高,但在北京和上海——大部分新闻助理在这两个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的收入仅够吃喝租房。很多新闻助理没有医疗保险,因为很少有记者自己掏钱为他们支付这笔费用。很多外媒的总部并不知道这些新闻助理们的存在。


生存于两种体制的夹缝间


新闻业在中国是危险的职业。中国的主流记者会因为报道真相而遭受政府的惩罚,公众也并不尊重信任这份职业。记者常常遭到骚扰、殴打、监禁,审查制度的铁拳迫使很多仍然抱有新闻理想主义、颇具才华的年轻人们退出主流新闻业。因此,他们选择为外国媒体工作,尽管常常没有合同保障,而且长时间工作仅能换来有限的报酬。

然而,中国官方禁止中国公民以记者身份向外国媒体撰稿。有些幸运的人能为外国报纸撰稿,或者播放自己的广播及电视报道,但他们对于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显得极为谨慎,于是他们使用英文假名以避免中国官方的关注。有时候,新闻助理辞职后选择供职于中国政府旗下的英文媒体,然而新闻编辑室里的审查制度和官僚氛围常常迫使他们放弃新闻业并转行。

新闻助理常被中国人——他们认为在新闻报道里报道国家的负面新闻是不可接受的——斥责为叛徒。由于文化差异,他们的西方雇主们同样也不总是信任他们。但他们报道真相的激情超越了怀疑。当外国记者惹恼中国官方时,他们最糟的情况也就是遭到驱逐。但当新闻助理惹恼中国官方时,他们就会遭遇不测。赵岩就是一例,他曾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员,他曾被监禁,在获释后继续从事着新闻业。

当西方世界对驻华外国记者们遭受骚扰殴打感到震惊时,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记者们的中国籍新闻助理会遭遇什么。像很多活动家一样,新闻助理们频繁被中国的秘密警察请「喝茶。」在茶馆里的一间私密的屋子中,3到4名警察围着新闻助理,问他为外国媒体做了什么、他的雇主在报道哪些敏感的政治经济话题,威胁对他处以监禁,并斥责他不诚实。人们聊天交换想法的茶馆成了一所监狱,人们在此因为持有自由的想法而遭受惩罚。我认识至少3名新闻助理称自己曾遭中国当地政府非法监禁。当和外国记者们一同报道时,他们的人生安全同样遭受威胁。然而,从来没有人真正关注过这一人数甚少的群体。他们生存于两种体制的夹缝间:一边试图惩罚他们,而另一边常常忽视他们。


需要关注的群体


大部分外国媒体在北京或上海设立其分社,这两个城市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为外国记者们提供支持,然而没有组织帮助这群人数甚少的中国记者们——他们是新闻助理。过去几年中,我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单个的几个新闻助理是没法保护他们自己或赢得关注的,于是我们开始非正式地通过邮件组和在线集体讨论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讨论每天的新闻话题,找出难以联系的人,交流采访经验,监督某些助理的外出采访及他们的安全,互相提供工作信息和工作提示,还有寻求各种各样有关记者和法律方面的建议。

中国的新闻业需要鼓励。新闻助理这一群体也需要关注。新闻助理和任何记者一样值得尊重:他们每天在中国传播着新闻理想主义,他们把中国的真相间接地告诉着世界。如果他们被监禁时才受到关注,已经为时已晚。

本文作者在某国际新闻机构的北京分社已供职5年多。为避免受到中国官方的影响,作者并未使用自己的名字。


原文链接: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 News assistants in China: an invisible, important group

日期:2011年4月11日

译者:译志

2015/04/24

《金融时报》未解的中国慰安妇问题

这篇报道讲述的是数千名中国妇女在二战期间被迫沦为性奴的故事


张先兔说:「这些士兵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陶罐摔碎在石阶上的声音打破了寒冷的春晨。张先兔醒来了,发现闯进她家中的日本士兵们在摔碗找寻食物。年仅16岁、刚刚结婚的张先兔试图逃跑。但她跑不快: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孩童时便裹了脚。

她住在山西省盂县村。1942年,刚刚结婚的她猛然从梦中惊醒,如今她却是一名寡妇,白发梳向后面,脸上布满了皱纹,肺病落下了哮喘。「我那时候做梦时,总会梦到被抓,」她说。「我感到很害怕。」

当时无处可逃。「这些士兵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她缓缓呼吸着,随后变得急促起来。「哎呀……我把每件事都忘掉了。」张先兔在随后的20天里被关在了监狱中。她被锁在邻居家的房子里,成了侵略掌控中国东北的日本士兵们的「慰安妇。」「我害怕得要死,」她说。

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大部分妇女因疾病、虐待抑或这两种原因相结合而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项阻止侵略军大肆淫奸劫掠的原则,而据估计,在战争期间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被绑架或被迫在「慰安所」中供日本士兵们享受。今年,亚洲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慰安妇仍将是这场战争众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中国,约有二十多名慰安妇仍然健在。在官方忽视的氛围下,一场旨在确保她们不被遗忘的运动起到了作用。
因为中国与日本正在角逐亚洲领头羊的地位,所以中国外交官员们经常严厉地警告日本「勿忘历史教训。」而在诸如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安静的地方,历史早已褪去。那么,将一段往事赋予新的意义为时已晚吗?

2015/04/02

《经济学人》中国的防火长城

一波互联网攻击旨在拖垮国外网站

 

 


3月26日,美国的一家程序员网站 GitHub 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DoS)。此次攻击的手段及其明显的动机值得注意:它动用了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防火长城 (Great Firewall)。此次攻击似乎意在让 GitHub 移除中国政府反对的内容,这其中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攻击者的身份也许无法确认。而中国网络战的规则已变得愈发无耻。

正如其昵称所指,防火长城是为抵御互联网上令官方不悦的内容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之外的互联网用户还未受到什么影响。而这一状况在3月17日改变,安全分析师称,身分不明的黑客利用防火长城劫持流量,并将其转发到 Greatfire.org 设立的网站上,这家互联网活动家设立的网站旨在帮助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访问被封锁的内容(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此次针对 GitHub 的攻击方式很相似。两次袭击的方式都是先劫持外国访问中国的流量——本来是要访问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再将这些流量发送到特定的几家美国网站上(百度称自己并未参与此次攻击,同时「决心」阻止这样的攻击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