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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07

《纽约书评》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第一部分)


《记忆》
出自中国北京天通苑的非官方杂志,详见 prchistory.org/remembrance


玛格南图片社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们,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他的展览「十字路口的目击者——摄影师马克·吕布在亚洲」在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举行,展览时间至2015年3月23日。


天通苑坐落于北京北部平原的末端,距内蒙古山麓不远。它建于2008年奥运会前夕期间,按照政府的设计,这片现代港式住宅区会容纳40余万人,建有数量众多的商场,以及一条通往北京的地铁。但它的修建是仓促之作,规划者们忽视了在公园、露天场所或任何公共设施上的投资,但道路修建完善,很快,路上车水马龙。建筑物杂乱无章,该地区迅速老化,建筑物的塔形部分残损破败。

《记忆》出自这片荒芜的郊区,这份地下杂志讲述着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历史。它以每隔一周70到90页PDF文件的形式用电子邮件发给订阅者们,里面的文章及第一人称叙述有助于挽回那些记忆,而共产党则意图遗忘那些记忆。《记忆》没有公开的地址,只有几间繁忙的编辑室。要说场所的话,就在这里——天通苑众多混凝土住宅楼中的一间,昏暗的一楼房间中摆着一排排书架,摞着一箱箱禁书——对于一份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出版物来说,这个隐匿之所显得恰如其分。

在中国兴起的非官方记忆中,《记忆》是其中一部分,这一兴起的趋势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期间苏联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该历史研究协会旨在通过揭露政权的糟糕历史来颠覆政权。现今的中国比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时代的苏联更为强大,但是记忆仍在逃脱审查部门的掌心,并对政权构成挑战——探究哪段历史是合理的。政府仍然掌控着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媒体上官方历史的话语权。但记忆显得更为私有,将呈现纸上的记忆作为个人事业,甚至会产生极为政治性的结果。

除了《记忆》,中国大约还有6份自出版物,它们通过个人经历的叙述来探索过去。这些出版物包括《往事微痕》《红岩春秋》《昨天》。除此之外,地下纪录片的数量在不断增长,有些纪录片还派学生去村庄里收集口述历史,那些村庄经历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今年春天的某个星期六,几名《记忆》的常座作者在天通苑的住宅中被「喝茶」,联合创始人、已退休的电影历史学家吴迪被约谈。他们到来后,吴迪背靠着他的椅子,跟每个人谈了话。在这些人之中,有一名科技大学的计算机数据专家(「也是研究林彪方面最厉害的专家!」),有一名党报《人民日报》(「他表现得很低调」),还有一名糊涂的教授,他召唤了吴迪3次以了解其动向(「真是个书呆子——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中的每一件暴行,却不知道怎么叫黑车。」)。

吴迪约63岁,喜欢穿牛仔衬衫,皮夹克,还戴着一顶黑色棒球帽。谨慎的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历史事实的记录者。「我只是在书写真相,」他告诉我,同时,来访者们把凳子拉近到一张大桌子旁,一边给自己沏茶,一边嗑着葵花籽。「没人说不能坐在自己家里研究些历史。」

来访者们开始讨论该出版物备受争议的努力——鼓励人们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下的暴行而道歉。有些人觉得《记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出版了文章,甚至组织研讨会。而其他人觉得,他们能体谅编辑们,编辑们称出版物曾支持过一个特殊的事例——一群女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把一名高中副校长殴打致死。这个话题如今被反复提及——这一敏感问题把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划成了两派。但首先,来访者们讨论了可能有那些撰稿者。

「我们编辑室有个人,我们看见他每夜都在院子里踱步。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有关六四(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书,书名叫《六四真相》(The True Story of June 4)。被谈话后,没人敢和他说话了。」

吴迪缓和了刚才的尴尬气氛,他说他在一家奇怪的小饭馆里订好了午餐,那家饭馆的目标是弘扬传统中国价值观。在我们离开前,他把我拉到一旁说:「你也许对政治有兴趣,但我对那东西没兴趣。我只是个历史学家。」

但这种区别迄今有所改变。《记忆》曾经关注文化大革命,但过去几年来,它拓展了自身所关注的范围。正如一位撰稿者问我的那样:「历史何时结束?」

很难夸大中国政治化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中国的政治和传统赋予了其神秘而禁忌的色彩。共产主义自身基于历史决定论:马克思(Karl Marx)的观点之一即世界无可阻挡地走向共产主义,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政权建立者借该理论为他们的暴力夺权作辩解。在中国,每个继任朝代会书写其前任朝代的历史,作为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儒学所基于的概念是在历史中找寻统治典范——并被正直的统治者所模仿。政绩关乎于对政府的评价,但其主要是用来表达历史意见的。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不久后,在一次重要讲话中重新强调了历史的重要性。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习仲勋曾经协助了建立政权,但之后毛泽东发生争执,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有些人认为,家族的创伤也许使得更为年轻的习近平对于毛泽东时代持更审慎的观点,但习近平却将自己作为开国元勋们——包括毛泽东——的继任者。在他的讲话中,他说不应该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来「否定」共产党掌权的前三十年——换句话说,你不能支持中国目前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同时也要批评毛泽东时代。他说,这两种观点既成一体,也是相同的,同一事物要从两方面来看。

还有个未挑明的原因,即毛泽东不仅仅是中国的斯大林(Stalin)——苏联情愿摒弃他,因为列宁在苏联人眼中是名声较好的开国者。对于中共来说,毛泽东是斯大林和列宁的结合体;攻击毛泽东和其时代就是攻击中国的根基。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的去世告终,5年后,中共发表了一则声明,声明谴责了毛泽东时代及其错误,但同时也宣布「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要远大于他所犯下的错误,功大于过,」以此终结了对毛泽东的进一步探讨。

几十年来,很多独立的中国历史学家试图发掘历史的更深层次,通常的做法是在海外出版回忆录和内部文件。宋永毅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他带领一批学者出版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这一重要著作中有4万个条目,包括了讲话、文件和其他内容(注释1)。其他的人,如记者杨继绳,他出版的书披露了大跃进的历史(注释2)。这些著作中的一大批书通常是由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New Century Press)在香港出版。所有书都是靠着记忆写成的。宋永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押了5年。杨继绳看着自己父亲在饥荒期间饿死。鲍朴的父亲是著名的改革家,他在天安门大屠杀后被关押数年。

同样,吴迪在亲身体验的影响下探索过去。1968年,17岁的他被流放至内蒙古,同时,数百万年轻人被赶出城市、发配到偏远地区,这场运动使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早期阶段的无政府状态后恢复了自己的控制力。吴迪与牧人和骑手一起住在北京北面干枯的大草原上。一天,几名年轻人被控殴打了一名抢劫他们的男子。吴迪对这几名年轻人表示支持,他随即被捕。

他被关进了一间20英寸(越6米)长、关有20人的牢房。他们被控以蒙古共产党领导人乌兰夫(Ulanhu)为首密谋蒙古独立。一个月后,吴迪被重新分配到了一间关有两人的牢房,共产党高层领导们一边怀疑这两人参与了这起密谋,另一边为他们的被捕而烦心。吴迪收到命令,确保他们不要自杀。

「起初,我很高兴离开了拥挤的牢房,并未把那两人放在眼里,」他说。「但随后,我开始和他们聊天,从他们口中知道了内蒙古文化大革命。」

最终,他返回了北京,取得了大学学位,当了教师。他还培养了一项专长——看外国电影来探索外面的世界。他在电影方面著书立说,其著作包括一本滑稽的、有关国内外电影艺术的书,书名叫《中西风马牛》(英译本:East–West: Apples and Oranges)。

然而,他年轻时的记忆挥之不去。他深知自己见证了历史,于是,20世纪80年代,他把自己所听说的事情以及目击者证实的信息仔细记录下来。一个最新的发现,即暴力之下潜藏着一定程度的民族仇恨。据官方数字显示,在内蒙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2.29万人死亡,79万人遭监禁,然而,无人为此赎罪,无人探讨事实——大部分杀手是汉人,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蒙古人。吴迪得出了结论,该地区民族关系的紧张态势深受这段尘封历史的影响。

然而,这份手稿没能出版,《记忆》并未刊载手稿的梗概以在国内出版。吴迪把它放在了书桌的抽屉中,在干旱多风的蒙古草原上发生的这段记忆随时间消逝。

只有开车才能到天通苑,所以为了去饭馆,我们一行驾车穿过了一条条荒凉的街道,最终在郊区奢华的建筑群中的一座停了下来。这里面的房子叫假日别墅,但它们与混凝土楼没差别——装有蓝色玻璃的窗户被生锈的栅栏围着。楼前停着宝马和路虎——这种车在各地都售价不菲,但是因为高昂的关税,其价格比美国要贵上两倍。住在这里的富人们好似身处围城。

穿过了住宅小区行驶半英里后,我们停在了一个小型停车场。之前我以为是个大饭店,但它只是个简单搭建、装有几扇大窗户的简易房。在房子里,两名志愿者站在牌桌后,从两个不锈钢饭桶里舀出饭菜。除了蔬菜和炖豆腐,还有小米粥和凉的馒头。当时是下午12:25,以中国人的标准来看,这个点吃午饭算是很晚了。



玛格南图片社
湖北武汉的毛泽东雕像,摄于1971年

墙上挂着一副很大的孔子像,底下是摆满水果和鲜花的供台。对面有一个雅致的中式书架,书架上的架子长短高矮不一。书架上摆着能随意拿取的书和DVD——所有内容都是在赞美传统中国宗教。有本书叫《儒学、佛教和道教讲道》(Lectures o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是在吉隆坡金马宫(The Palace of Golden Horses Hotel)得到的,还有一本书,名为《隐藏的真相:发现真相,珍惜生活》(The Hidden Truth: See Truth, Treasure Life)。这家饭馆提供的简朴饭菜和随意阅读的文学书籍,表明其自身是传统价值观的中心。我问吴迪饭馆是谁开的。

「老板是个商人,」他说。「他将这些行为作为一种施舍。一种行善之举。」

一台巨大的平板电视显示着DVD播放的画面,音量调到了最大,我们听着视频中的男子讲道。他穿着一间灰色无领夹克,身后的背景是一片天空和有着卡通色调的大地。他的话题是佛教经典著作,但他自由联想到了死亡、道德和国事。

「如何判断国家的态势?」他问道。「这要看其领导人的品德。」他说,品德即不腐败。如果领导人不腐败,他们的品德是高尚的。如果他们品德高尚,他们就会受到人民的尊敬。

《人民日报》的编辑笑着耸耸肩,仿佛他在听一篇《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国传统有一条常规底线——所有人应受到尊重,所有人应品德高尚,」他说。「如果领导人品德败坏呢?我想你能理解这个道理。」

我们很快吃完了饭,然后驾车返回公寓。那群人重新聚在了一张大木桌旁谈话,而我去里屋和戴为伟聊天,她是《记忆》的编辑和撰稿者。像吴迪一样,虽然她是志愿者,但几乎在全职工作。

50岁的戴为伟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北方人,有着卷曲短发和柔和的声音。她父母曾经是新华社的高级编辑;这意味这她是在高干子弟的大院里长大的,她对于「谁出嫁了,谁和谁有关系」这样的事情知之甚多。《记忆》创刊3年后的2011年,她加入了编辑团队。

「我们有机会调查我们自己的历史,」戴为伟告诉我时,一边坐在了角落里的沙发上,沙发上堆满了香港禁书。「《记忆》是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非以政府眼光。」

吴迪的想法是成立一份出版物,像他这样的人们能够在上面发表文章。他自己有关内蒙古手稿一直被搁置在书桌抽屉里,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碰到了一名西方最著名的文革学者、来自瑞典隆德大学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他出版了一系列英文专著,以假名「W. Woody」来发表节选。17年后的2010年,吴迪在香港出版了此书(注释3)。

2008年,他与重庆的历史学家何蜀一起创办了《记忆》。他们在创刊号中写道,大部分的文革研究是在国外由沈迈克和哈弗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完成的。现在,轮到中国人来看待自身历史了,他们应该把国内的调查结果发表出来。

2011年,吴迪想拓展该杂志关注的文革领域,两人因此友好地分道扬镳。吴迪把《记忆》的20字宗旨(译注: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中的其中一条「推动文革研究」改为了「推动文史研究。」何蜀离开了,吴迪需要帮助,于是戴为伟以志愿身份加入。(在此期间,何蜀发起了自己的非官方杂志《昨天》,该杂志关注文革历史。)

然而,照吴迪和戴为伟的估计,他们书写的历史止步于1978年,那一年,邓小平掌权,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政治体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自由化,在政治上严格控制。那意味着《记忆》要避免诸如1989天安门大屠杀这样的敏感话题,探讨这样的话题会令编辑遭拘留、令《记忆》遭停刊。

然而,《记忆》仍然发表了一些共产主义治下最具争议性的话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审视林彪的阴谋的文章,他是毛泽东最欣赏的将军,1971年,他意图罢黜毛泽东,而这场阴谋至今是未解之谜;有记叙政治运动的文章;还有记载20世纪50年代罢工史的文章——该年代是共产主义治下的黄金时期,共产党称其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

我问戴为伟《记忆》是否有刊号——政府发布的这一登记规定要求所有的期刊取得合法发行权。「不,我们并非出版物,」她说。「我们仅仅是PDF版的内部简讯,读者仅有200人。」

每个人都接受这些晦涩难解的规定,但没人知道它的始作俑者,根据规定,中国的公安机关把少于200人的电子邮件订阅列为私下发行的名单;超过200人的则属于出版物,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审查和监管。所以从理论上说,《记忆》的作者们仅仅是一批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他们把邮件发给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们。如果中国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以某种方式看到了《记忆》,那也不是作者们的错,国外学者们热衷于阅读并收藏该刊物。吴迪没法控制人们互相转发传阅。

我们能听到房间外面的人正在争论。一声盖过一声,听起来近乎是一场愤怒的讨论;有名男子似乎在吼叫。话题是向文革受害者道歉,这一话题在2013和2014年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来访者们对于这件事是好是坏各执己见。我准备过去听听他们的谈话。戴为伟抬头向上看。

「他们发怒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讨论得以让他们宣泄压力。他们在大学教书,却不能把这些传授给学生。想想看。」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讨论他们所争论的道歉问题。

——此篇为两篇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在此

  1.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Database (《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 由文化大革命编委会编纂,主编:宋永毅(港版由中国香港城市大学出版)。该数据库可在此订购:www.chineseupress.com/chinesepress/promotion/cultural-revolution-cd-new2006/e_revolution.htm. ↩
  2.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墓碑——大饥荒纪实,1958-1962》) 翻译:Stacy Mosher 和郭建。2012年由法劳·斯特劳斯·吉罗公司(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详见2012年11月22日我的对此书的书评。
  3.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Extracts from an Unpublished History (《内蒙古文化大革命:一段尘封历史的摘录》)(斯德哥尔摩版由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于1993年出版);Recor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Inner Mongolia: “Ethnic Separatism” and the Movement to “Weed Out Counterrevolutionaries” (《内蒙古文革实录——从「民族分裂」到「挖肃运动」》) (港版由明镜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原文链接: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China’s Brave Underground Journal by Ian Johnson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日期:2014年12月4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