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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5

《纽约书评》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第二部分)


《记忆》
出自中国北京天通苑的非官方杂志,详见 prchistory.org/remembrance

李振生/联系图片社
照片摄于1968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欧阳湘的父亲——前黑龙江党委书记——遭人告发,欧阳湘给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一份匿名信为父亲的行为辩解,欧阳修随即遭到迫害。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上写有他的名字和寄信日期。当他试图喊「毛主席万岁」时,嘴里被塞进了一只手套。几天后,他被人从3楼的窗户上推了下去;官方称其死因系自杀。

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中坐落于北京市中心,距紫禁城向西仅1英里多(约1.6公里)。其毕业生通常能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或出国留学,外国领导人及 CEO 们常来该校会见未来的中国精英们。

该校成立于1917年,在过去几年里大量重建,有了崭新的体操馆、食堂和教室——它们印证了这个国家在不断地发展。但对很多处于某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Th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呈现着另一副景象——一群疯狂的女孩们将该校副校长折磨至死。

数年来,海外的文革学者们对此事很感兴趣;这个《蝇王》(Lord of the Flies)般的故事吸引了学者们调查这些女孩们翻下的暴行,电影导演们试图记录下这些犯下暴行的红卫兵们的心态,研究院们试图统计有多少人被害、被何人所害、以及被害方式。在国内,这段故事秘而不宣。通常,官方将这段混乱时期引作例证,表示应当避免其发生,而同时,官方也极力掩盖了一件事实——这群年轻女孩中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高官的孩子,如今,她们是社会名流。

但事情正发生着变化,一些开明的人们意图把这个敏感话题的讨论从私有领域带到公共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在线杂志《记忆》(Remembrance)这样的自出版物(注释1),对于这段暴行的叙述——包括副校长被害——已经出版,并引发了激烈讨论。更不寻常的是,甚至有人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公开道歉,这引发了迟来的讨论——中国会如何处理那段时期的暴行,尤其是很多受害者已经去世了。是选择遗忘这段已被国家定性的历史,还是说存在着探究这段历史的价值?在没有真正公共领域的国家中,是否能就这段历史展开一场宣泄式的讨论?

去年,对暴行的道歉接踵而至。一名江苏男子在杂志中描绘了自己是如何告发自己的母亲并导致其遭到处决。在北京,一名编辑叙述了一件事——他因觉得一农民对毛泽东思想不够热衷而对其进行殴打。在山东,一名男子在杂志上打了一则小广告,承认自己曾经殴打过老师们,并向他们吐痰,他如今年事已高,「我不会忘记我所犯下的罪行。」

去年,身为著名将军之子的陈小鲁的道歉被广为报道。陈小鲁说,自己曾经领导过一支红卫兵纠察队,但是并未保护好他学校的老师们——他们蒙受了羞辱,还被学生们狠心殴打。陈小鲁的道歉广受赞扬,但一个多月后,因为这件事过于敏感,审查部门下令禁谈此事,并把相关博客文章删除。在一次采访中,陈小鲁说自己道歉的动机之一,是因为他对国内的很多行为方式并未发生改变而感到担忧。「2011年,在反日抗议中,人们遭受殴打,」他对我说。「人们仍旧惯用暴力,易于发怒。」

没有一则道歉称得上发人深醒,除了在今年初,一名65岁的妇女作出了她不情愿的道歉——她正是当年那群女孩的其中一人,正是她们将副校长残忍地虐待至死。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宋彬彬曾是学校的学生领导之一,她是著名将军宋任穷的女儿,曾经写过言辞尖刻的「大字报」谴责时为女子学校的老师们及行政人员们。在神化的领导毛泽东的授意下,她们获得了权力,她和其他同班同学主要攻击领导干部们——毛泽东称这些人叛党。

在女子学校中,受到怀疑的头号人物是学校的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卞仲耘。40多岁的卞仲耘抚育着4个孩子,在1941年入党的她是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与1949年掌权前,她在游击队根据地服役。令人倾佩的她负责纪律组织。

夏季伊始,卞仲耘便被一些年轻人殴打过,但强度并不大。毛泽东曾离开北京,温和派试图控制局势,他们派「工作组」到工厂和学校恢复秩序。毛泽东于7月返回北京,他召回了工作组,呼吁学生们继续攻击领导干部们。8月4日,卞仲耘被残忍殴打。那天晚上,她对她丈夫讲那些女孩会杀了她的。她丈夫劝她设法逃走,但她对自己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这一点非常自豪、坚信不疑。第二天,她要去学校时和丈夫礼节性地握了握手,仿佛在说着道别。

卞仲耘终日遭受折磨。在2006年发行的《我虽死去》(Though I Am Gone)中——一部由导演胡杰拍摄、内容详尽而动人的纪录片记述了该事件——目击者们说那群女孩在她的衣服上写上了口号,剃了她的头发,用剪刀戳她的头皮,把墨水泼到她的头上,还打得她直至不省人事。她嘴吐白沫时,她们发出大笑,下令她去干刷厕所这种体力劳动。她倒地不起,她死时的衣服上布满了鲜血和粪便。几小时后,一些学生用独轮车运走了她。当学生们向党内官员们提及卞仲耘之死时,官员们并不理睬,因为这事正如毛泽东所愿。

仍不清楚是否由宋彬彬一手策划了卞仲耘被害一事。人们从未把她与殴打事件信服地联系起来,但作为学生领导之一,很多人觉得她至少知道这件事。然而,所有的叙述显示出那是无政府状态下混乱的一天,除了那时候学校里的一群女孩,她也许并没做什么坏事,仅仅是没有制止暴力行为而已。

随后几周里发生的事情,及此后几十年中她对该事情的叙述令她的事例显得尤为特别。在8月18日的红卫兵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了她,她在时年76岁的毛泽东的袖子上别上了一个红卫兵臂章。毛泽东与她交谈,问她名字的含义。宋彬彬说「彬彬」的意思是「礼貌」「温和」或「优雅,」毛泽东提议她改名为「要武」——意思是「变得好斗。」照片及影片中展现了宋彬彬与毛泽东交谈时面带微笑,令她惊喜的是自己能如此亲密地接触这位伟大的领导人。

第二天,一篇署名为宋要武的文章对极端主义表现了纵容的态度,文章称「暴力即真理。」全中国的学校被改名为「要武,」宋彬彬也成了最著名的红卫兵领导人之一,动荡十年中最暴力的阶段拉开帷幕。时年八月,仅北京当地就有1772人被害,通常人们认为第一起事件即副校长卞仲耘被害。数年来,很多人认为是宋彬彬和其他人害死了卞仲耘。

就在毛泽东觉得这场混乱已经失控时,宋彬彬像其他红卫兵一样被发配下乡。然而,她家的人际关系保证了她不会遭受其他人所面对的糟糕境遇。很多年轻人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得以返家。但像其他的共产党高官子女一样——比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宋彬彬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返回了北京上大学。

20世纪80年代,她移民美国并改名为宋岩,从麻省理工学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在波士顿地区当上了公务员,随后嫁给了一名富商。2012年,据彭博社(Bloomberg News)的调查显示,她的大家庭在过去几十年间敛聚了大笔财富,这种典型的贵族家族是共产党开国元勋领导们的后代,如今他们支配着这个国家。2003年,她返回了中国。

仍具名气的宋彬彬坚决地拒绝接受采访(包括《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的数次采访请求),尽管她确实稍有暗示过自己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在2003年的一部由美国电影导演韩倞(Carma Hinton)拍摄的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中,她同意接受采访,她称自己是一个毫不知情的女孩,几乎是被人骗上城楼会见了毛泽东,她还称自己并未写文章纵容极端主义,同时她称自己憎恶暴力。在中国长大的韩倞曾是北京另一所学校的红卫兵,她是一名温柔的采访者:影片中,她并未向宋彬彬问及卞仲耘被害一事,她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中拍摄宋彬彬,避免他人认出其面容。相反,一名宋彬彬的同班同学讨论了卞仲耘被害一事,此人在那段时间未去上学,她开头便说起了卞仲耘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以此暗示这是她死亡的重要原因。

同一年(2003年),宋彬彬威胁要起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出版的一本书《中国的女性主义与男性主义》(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该书就卞仲耘被害一事发表断言,其中说宋彬彬「带领」学生们将卞仲耘折磨至死。双方达成协议,宋彬彬不会诉诸法律手段,作为交换,出版社发表了该书的勘误,并承诺在第二版中修正错误。编辑们及作者们都发表了一份道歉,就书中称宋彬彬「要为文革伊始发生的暴力行为负责。书中的这些陈述是严重的判断错误。」

几年后,宋彬彬又一次在媒体露面。为了庆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建校90周年,学校出版了一本著名校友的照片集,书中包括了宋彬彬以及那张著名的、她与毛泽东在城楼上会见的照片。几乎是刻意而为,封面是卞仲耘的照片,但并未提及这两位女性之间的联系。周年纪念会的照片显示,宋彬彬的同班同学们为她制作的横幅飘扬在校门外。学校用她年轻时的照片和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做装饰。这些照片在国内广为传播,引发了毛时代暴行的受害者们的鄙夷和愤怒。

与宋彬彬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说,她因人们认为她与暴行——尤其是卞仲耘之死——有关而感到烦恼。地下杂志《记忆》的编辑吴迪决定涉足该话题。

今年早些时候,吴迪和《记忆》的一些撰稿人们在北京北部郊区的住宅中会面,他们一整天都在争论历史,尤其是最近的这波道歉潮。他们称这波道歉潮引发众怒和同感来势汹汹,以至于政府最终禁止官媒讨论该话题。

吴迪告诉我,宋彬彬一直以来都想说出这段暴行,但她丈夫不鼓励她这么做。她丈夫去世两年后,她参加了一次圆桌讨论,讨论的内容由《记忆》重新发表。时年晚些时候,该杂志发表了一篇她撰写的文章《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她在文章中详述了卞仲耘被害时周边的情形,还解释了她是如何劝同班同学们不要做出暴力行为。文章继续详述了宋彬彬很讨厌「要武」这个名字以及人们将她与暴行联系起来。有人判断她的这些感情是真挚的、但显得不够明确,她的道歉是一种误导性的尝试——将她的遭遇与其纵容下产生的恐怖暴力氛围等同起来。

宋彬彬的文章遭受批评,批评称她的文章在试图掩饰自己在卞仲耘被害中的角色。吴迪和《记忆》也遭受了批评,批评称其为她提供了发表观点的平台。然而,吴迪告诉坐在桌子旁的我们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向宋彬彬提供一个发表观点的平台,他希望负责任地展开一场讨论。

「我曾希望能看到一个类似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时刻,」吴迪对来访者们说,杂志的撰稿人们点头同意了他提到的这件事——这名前西德总理在1970年跪在了纪念碑前,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纳粹时期的华沙犹太区起义而设立的,这一象征性的自我惩罚时刻发生在德国战后恢复期。「但这个时刻比我想的要复杂得多。」

如吴迪所愿,这场讨论在2012年后升温。将军之子陈小鲁于去年道歉,吴迪劝宋彬彬紧随其后作出正式道歉。几名同班同学及当时的几名教师——现今90岁高龄——愿意和她一同道歉。

1月,宋彬彬返回了旧时的高中,学校的会议室里放着一座卞仲耘的半身雕像。宋彬彬和其他几名同班同学在雕像前鞠躬,她拿出一份手写的道歉信,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和悲痛。」首先,宋彬彬主要在重申她2012年的文章,称自己曾试图驱散那群女孩,但是没能做到。

随后,她进一步解释了她在那天的所作所为。她说自己因此造成了精神创伤。支持温和派的人们被控未遵循正确的政治路线。鉴于担心自己会落得那种下场,她「与红卫兵们一同攻击领导干部们……有鉴于此,我对卞仲耘校长之死负有责任。」

这场讨论女子学校暴行的会议是在吴迪的帮助下召开的。宋彬彬伏坐在一台 MacBook Air 前,又一次作出道歉,还有很多其他参与过暴行的人们也作出了道歉。几周后,吴迪发表了一期主题为卞仲耘之死的《记忆》,本期涵盖了宋彬彬和其他同班同学的文章,文章描述了他们在那年夏季的经历,以及那场暴行是如何发生的。

在某些方面,这场道歉引人瞩目。不像那名将军之子作出的道歉,宋彬彬的道歉内容更为详细。她描述了自己的行为和动机,事实上,她太过于胆怯,因而没能保护好她的老师——鉴于当时她的年纪以及那种极权主义氛围,这种解释显得合乎情理。

然而宋彬彬的表现无法完全令人信服。重要的是,她并未解释为何做出了如下的假设——这群女孩已不受她的指挥,所以她们不会对卞仲耘下手;她离开后并不知道卞仲耘正遭受殴打——实际上整个校园并不大,而其他目击者们称,紧张的气氛迫使人们在卞仲耘被打时都躲了起来。实质上,她在解释这些观点时,提到了自己心头的恐惧,逐字逐句地读一读她的文章,便能理解她可能知道事情的原委,但并未参与殴打。然而她的小心谨慎令很多观察家们感到不满,尤其是她之前对卞仲耘之死避而不谈,反而在赞颂那个时代。

例如卞仲耘的丈夫就拒绝了她的道歉。如今身体虚弱的他对此事不予置评,但中国媒体引自他的叙述称这是「虚伪的」道歉。很多海内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持相同观点,他们质疑宋彬彬的叙述,宋彬彬则呼吁让事件平息下来。在网上流传了一则滑稽漫画,里面虽未提及宋彬彬,但画中的卡通形象是一条穿着红卫兵服装并饱含泪水的鳄鱼。另一件事则是一名警官问一群人,问他们为何承认自己曾经助纣为虐——他们是来自首吗?「不,」他们说。「我们是来道歉的。」

以政府观点来看,他们不希望有更多的媒体去关注文革期间的罪人——鉴于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成长自那个时代,其中有些人也许犯下过暴行,所以文革是不便讨论的话题。比如在宋彬彬的同班同学中,有邓小平的女儿,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和其他领导人的女儿。媒体对此事一窝蜂的报道后,政府发布了通知——严禁编辑刊发有关宋彬彬道歉的报道,并下令网站删除讨论此事的帖子。该命令——让宋彬彬的内疚道歉淡出人们的视野——却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变成了一场公共讨论,政府不得不出手制止。

吴迪对于能够引发公共讨论而感到高兴,但对于宋彬彬受到攻击而感到不悦。「我觉得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会称赞我们为展开这场讨论而做出的努力,」他对我们说。「但这样评价宋彬彬,以后谁还会站出来道歉呢?」

撰稿人们聚在桌子周围,立刻展开了讨论。一些人支持吴迪的人觉得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另一些人则觉得,他们对一些不愿接受宋彬彬道歉的人表示理解,他们注意到,她和她的朋友们仍未表明是他们之中的哪个人打了副校长。撰稿人们对此争论不休。

「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是红卫兵,是否受宋彬彬的领导。」

「他们知道是谁干的——却为什么不肯说呢?」

「她们这样隐瞒的目的是什么呢?瞒到最后还说是自杀。」

「她这是在狡辩,但确实也道了歉。」

「高层不想让她道歉,因为觉得这会引发争执。那就是为何再未出现过有关道歉的报道。」

「别忘了,卞仲耘是学校中职位最高的共产党员。如果你这么说——他们把学校中职位最高的共产党员打死了——哈哈,如果你这么想,西方会接受这个观点的。打死她的人是反共英雄!」

讨论戛然而止,所有人看着那名刚刚讲了段黑色笑话的人。他略显尴尬地低下了头。「抱歉,开个玩笑而已。」

经过数小时的讨论,会议临近尾声。茶叶泡完了,茶壶里还剩下少许茶水。戴为伟进来了,给他们发了一些禁书——这些书在香港印刷,随后辗转运到了国内。在座的人明白了,拿到书并交了钱。不久他们就要离开,从这个叫不上名字的住宅小区返回北京——近半个世纪前,文革在此拉开帷幕。

首先是印红标发言。他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家,也撰写有关这段学生暴行的文章。就像几乎所有《记忆》的撰稿者们一样,印红标对这方面持非官方态度。因为很多大学——甚至像著名的北大——不鼓励或严禁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研究和教学。但他就这方面撰写过大量文章,相关演讲也广受关注。印红标向他们提醒道,像宋彬彬这样的人们在那时候还只是一帮小孩。

「孩子们会犯罪,但你不得不问道,是谁抚养了他们?」他缓慢地说道,看着其他坐在木桌子旁的撰稿人们。「又是谁怂恿了他们?」他继续问道。「我们想让那些孩子们道歉,但抚养、怂恿他们的人也应该道歉,不是吗?」

房间变得悄然无声。随后他们开始交谈,交谈的过程显得语无伦次但却言辞激烈,对历史的记忆与对未来的疑问交织在了一起。

——此篇为两篇文章中的第二篇,第一篇在此

    1.    参见我之前于2014年12月4日发表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上的文章,「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 ↩

原文链接: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China’s Brave Underground Journal—II by Ian Johnson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日期:2014年12月18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