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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8

《时代》重现东徳国安局的照片

冷战期间,很多国家设立有情报机构,目的是保护国家及收集国内外情报。中央情报局 (CIA) 和克格勃 (KGB) 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主要情报机构,但这两者似乎都不如东徳的国家安全局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别名史塔西 (Stasi) ——那般运行有效而强硬。史塔西因其密集监控东徳人口及让家庭成员揭发亲属而知名。除了监控,很多报告及照片详尽记载了从东徳逃入西德的尝试之举,有逃跑者被捕后,通常是成功逃跑的人重现了这些报告和照片。

德国摄影师阿尔韦德·梅斯莫 (Arwed Messmer) 的新书《重现东徳国家安全局》(Reenactments MfS) 由 Hatje Cantz 出版,在该书集合而成的「拼贴画」中,包括了成千上万份由试图脱逃者提供的证据材料,这些材料是他在史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 的档案中发现的。《时代》LightBox 与阿尔韦德·梅斯莫探讨了他的项目,还谈论了以国家镇压的「见证者」这一身份进行摄影创作的复杂本质。

《时代》: 你的新书《重现东徳国家安全局》中的照片来自徳国家安全局(通常称史塔西)的档案。你是如何接触到这些文件和档案的?他们允许任何人接触这些东西吗?

梅斯莫:以研究或新闻报道为目的是可以接触到这些档案的,这些档案也是我进行艺术研究的基础。基本上,任何能合适地证明自己有研究兴趣的人都能接触到这些文件。第一要务便是保护受害者,我要看的所有文件都事先经过核查,并做匿名化处理。这本书中的照片和文字同样如此。

《时代》:你将这本书称作是「拼贴画。」你能谈谈这么说的原因吗?

梅斯莫:称其为拼贴画也许有些令人费解。我的意思是,我是按照自己的艺术准则、评估了照片的寓意和内容来拼凑这些照片的。

很多人对德国分裂时期感兴趣,而您就该主题的几本书籍早已面世,有些书与安奈特·格罗希纳 (Annett Groeschner) 合著(《另一种视角:早期的德国柏林墙》The Other View: the Early Berlin Wall 和《1952年3月27日,柏林的水果街》Berlin Fruchtstrasse on March 27, 1952)。对您来说,该主题和时代对您的吸引之处在哪?

我一直对近代德国历史有兴趣,但从未想过当一名历史学家。我在1991年末搬到了柏林,自那时起,我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摄影项目来呈现。在1994和1995年,我创作了《波茨坦广场,零年》(Potsdamer Platz, Anno Zero) 项目,该项目展现了柏林中央的裂口——它是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原址在当时尚未破土动工。1996年,我因该项目获得了德国摄影协会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hotographie) 颁发的奥托·施泰纳特奖 (Otto Steinert Prize) 。

2015/03/23

《美联社》保留历史记忆的人们

徐星在北京的家中谈论着他的纪录片作品。他所住的一楼公寓距北京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仅几个街区,他身兼语文教师、作家和自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角色,一直在急切而尽力地保留着中国的历史禁闻。摄于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AP Photo/吴汉关 (Ng Han Guan)


北京(美联社)—— 徐星所住的一楼公寓距北京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仅几个街区,他身兼语文教师、作家和自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角色,一直在急切而尽力地保留着中国的历史禁闻。

身材高耸的他今年58岁,通常独自环游中国,每天录下了数小时的采访视频,受访对象是国内曾遭关押数年的人们,他们在十年社会动荡时期——文化大革命——赤裸裸地被控为政治犯。徐星把录下的镜头剪辑成了纪录片,但他只向自己信任的人在卧室或咖啡馆里播放这些纪录片——它们保留着几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我这么做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在中国重演,对此我不知疲倦,」最近的一个下午,徐星坐在他厨房顶部的编辑间里说道。「我告诉受访者,『很明显,我没法带给你金钱或其它报酬。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故事。』」


中共热衷于不断强化其自己书写的中国历史,而徐星诉诸真相的纪录片则成了一种违抗之举。政府通过控制本国的课堂言论、博物馆和书籍、以及公众生活的其它领域,极为成功地抹除或淡化中共治下的历史。


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大批亲民主的学生,学者们称有上百名抗议者和围观者死亡。但向30岁以下的中国百姓问一问这个话题,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一概不知,最多也就是略知一二。20世纪里中国历史的其它黑暗时期同样被遗忘,比如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主要归咎于政府极速推动工业化,还有1966年至1976年间数百万人遭受迫害的文化大革命。


2015/03/20

《环球时报》核试验老兵如今举步维艰

参与核弹试验的老兵们寻求高额补偿金

 50年前,中国各地的10万多名老兵们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漠,他们在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服役。退休后,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们患上了疾病。即使中国政府曾保证会给一些人发放救济金,但一些老兵不断质问政府是否仁至义尽。

核试验老兵苏春财举着自己的退休证和残疾证。摄影:崔萌/环球时报


宁继明曾距核弹爆炸的地方有多远?仅仅5公里而已。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马兰的一个小山坡的洞内,核弹于此地地下被引爆。宁继明听到了一声巨响,还看到了整座山在摇晃。而他只穿了一件军服,嘴上戴了个口罩。

看到核弹爆炸,宁继明非常自豪。他并不清楚这次引爆对他生活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到今天。

退伍的宁继明返回了吉林省洮南市,他和他的很多战友们都发觉自己疾病缠身。有些病甚至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影响。宁继明的大儿子天生耳聋,1989年生的二儿子则于2011年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

19641016日下午,中国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

一段于核试验基地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一道闪光伴着一声巨响后,蘑菇云腾空而起。据《南方都市报》(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报道,在场的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把帽子抛到了空中并喊道「毛主席万岁!」

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后的32年间,还有45枚核弹在马兰被引爆。从全中国招募的10万多名老兵参与了这项试验,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与宁继明有着相同的境遇。

最近几年,政府开始向老兵们发放福利救济金。但很多人仍分文未得,他们一直在寻求高额补偿金。

2015/03/15

《纽约书评》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第二部分)


《记忆》
出自中国北京天通苑的非官方杂志,详见 prchistory.org/remembrance

李振生/联系图片社
照片摄于1968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欧阳湘的父亲——前黑龙江党委书记——遭人告发,欧阳湘给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一份匿名信为父亲的行为辩解,欧阳修随即遭到迫害。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上写有他的名字和寄信日期。当他试图喊「毛主席万岁」时,嘴里被塞进了一只手套。几天后,他被人从3楼的窗户上推了下去;官方称其死因系自杀。

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中坐落于北京市中心,距紫禁城向西仅1英里多(约1.6公里)。其毕业生通常能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或出国留学,外国领导人及 CEO 们常来该校会见未来的中国精英们。

该校成立于1917年,在过去几年里大量重建,有了崭新的体操馆、食堂和教室——它们印证了这个国家在不断地发展。但对很多处于某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Th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呈现着另一副景象——一群疯狂的女孩们将该校副校长折磨至死。

数年来,海外的文革学者们对此事很感兴趣;这个《蝇王》(Lord of the Flies)般的故事吸引了学者们调查这些女孩们翻下的暴行,电影导演们试图记录下这些犯下暴行的红卫兵们的心态,研究院们试图统计有多少人被害、被何人所害、以及被害方式。在国内,这段故事秘而不宣。通常,官方将这段混乱时期引作例证,表示应当避免其发生,而同时,官方也极力掩盖了一件事实——这群年轻女孩中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高官的孩子,如今,她们是社会名流。

2015/03/07

《纽约书评》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第一部分)


《记忆》
出自中国北京天通苑的非官方杂志,详见 prchistory.org/remembrance


玛格南图片社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们,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他的展览「十字路口的目击者——摄影师马克·吕布在亚洲」在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举行,展览时间至2015年3月23日。


天通苑坐落于北京北部平原的末端,距内蒙古山麓不远。它建于2008年奥运会前夕期间,按照政府的设计,这片现代港式住宅区会容纳40余万人,建有数量众多的商场,以及一条通往北京的地铁。但它的修建是仓促之作,规划者们忽视了在公园、露天场所或任何公共设施上的投资,但道路修建完善,很快,路上车水马龙。建筑物杂乱无章,该地区迅速老化,建筑物的塔形部分残损破败。

《记忆》出自这片荒芜的郊区,这份地下杂志讲述着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历史。它以每隔一周70到90页PDF文件的形式用电子邮件发给订阅者们,里面的文章及第一人称叙述有助于挽回那些记忆,而共产党则意图遗忘那些记忆。《记忆》没有公开的地址,只有几间繁忙的编辑室。要说场所的话,就在这里——天通苑众多混凝土住宅楼中的一间,昏暗的一楼房间中摆着一排排书架,摞着一箱箱禁书——对于一份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出版物来说,这个隐匿之所显得恰如其分。

在中国兴起的非官方记忆中,《记忆》是其中一部分,这一兴起的趋势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期间苏联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该历史研究协会旨在通过揭露政权的糟糕历史来颠覆政权。现今的中国比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时代的苏联更为强大,但是记忆仍在逃脱审查部门的掌心,并对政权构成挑战——探究哪段历史是合理的。政府仍然掌控着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媒体上官方历史的话语权。但记忆显得更为私有,将呈现纸上的记忆作为个人事业,甚至会产生极为政治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