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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12

《半岛电视台》北京鼠族

景冉鸣今年18岁,是一名来自辽宁省的演员,他坐在北京地下居所的房间中。

北京——每天清晨,中国首都的地下都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在这片没有阳光或新鲜空气的生活天地中,人们从无窗房间里的床上爬起,将便盆中的秽物倒进公共厕所,花50美分(约人民币3元)洗5分钟澡。走上楼梯水泥楼梯通向外面的世界,这座城市中最令人鄙夷的房屋中的人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奋斗者,渴望分得中国梦的一杯羹。


这些新北京人大约有100万,他们居住于地下狭小拥挤、阴暗潮湿的房间中,这些房间几乎比他们能在地表之上找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便宜,因而得名「老鼠群」或鼠族。严格地说,大部分房间是非法的,因为政府规定地下室和废弃的防空洞不能用来出租,但是与中国的很多事物相似,这些房间处于灰色地带。这些居于地下室的人们形成了这个巨大的市场——与地表上相似的房间做比较,价格大约要便宜一半——本地官员往往对此熟视无睹。

在这些人之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希望在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中立足,这座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艺术、商业和新兴生活方式的中心。他们的身份是演员、街道清洁工、发型师,或是洗头妹、新婚夫妇、姻亲、佛教徒和基督徒。很多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时候是流浪汉般的故事。就像白手起家的魏宽,27岁的他曾是一名轻犯,现在则是一名保险推销员——这一沿途停靠的职业就像快递员、丧葬歌手、足底按摩师和澡堂工一样。



「因为我对贫穷的现状感到害怕,所以一直在努力工作,」魏宽在他的房间中说道,他与其他9人共享这间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的房间。「我的很多同事住在地表之上,但我觉得那样太舒坦了;而住在这里会迫使我更加努力工作。」不过,魏宽现在每月能赚3万元(约4800美元;1元=$0.16)——相比最初每月800元的工资来说,可谓是突飞猛进——他说自己计划在2月份过年时搬出去住。

这些地下居所的存在要归因于两起历史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冷战,那时候,毛泽东掌权下的中国正与苏联就东部阵营的意识形态展开争夺。1969年,两国在黑龙江沿岸展开血战,毛泽东下令人民「挖掘深隧道」以防备来自苏联的空袭。在北京,30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挖了估计有2万个防空洞。

然而几年后,毛泽东逝世,邓小平经济优先的实用主义战胜了毛泽东强硬路线的意识形态。防空洞被商业化开发利用,人防办称这些防空洞不得不用来牟利。据一本负责该工程的高官的回忆录称,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已有800家地下旅馆,还有地下超市、地下影院、地下溜冰场。1996年,政府正式作出决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新建建筑要配备人防设施,这些设施同时可做经济用途。该法律导致了为牟利而建的地下居所的激增。随后几年,政府部门将防空洞外包给了私人老板——他们靠此牟利。




北京东城的地下居所



这是一张北京东城某地下居所的楼层规划轮廓图,该图未按比例制作。报道中介绍的5人居住在顶部的房间中。左上方的照片是一处居所的临街入口,这里装有一扇厚实的气阀门。中间的照片,令人想起了此地原来用作防空洞。右上方的照片摄于另一处地下居所,一位居民检视着该地的楼层规划。



北京有着大量的地下居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地缘造成的——北京位于中国北方的沙漠附近。除了少有的几个月的湿热夏季,北京的气候通常极为干燥,住在地下感觉有点像住在附近山区的老式窑洞中——冬暖夏凉,同时避开了地上建筑中的喧嚷纷杂。

第二个关键事件是城市化,中国的主要城市急剧扩张。北京市人口从1995年的900万增至2013年的约2100万,其中的800万人属于外地人。廉价居所的需求增加,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不允许很多外地人在大城市定居。因为他们没有城市家庭登记证——又称城市户口。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就没法申请廉价房,没法在本地上学,或没法享受其它类型的福利。他们知道自己绝不会在北京定居,所以通常会选择更便宜的住处。

北京的廉价居所主要在远郊,或者是像宿舍一样以6到10人共享一间房的形式存在。在地下居所中,大部分人租的单间的面积从40到100平方英尺(约3.7平方米到9.3平方米),这样的单间每月要400元。这样的价格与地表上相似的房间价格做比较,大约要便宜一半。这使得外地人能够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有安身之处,上班也更方便。

「当然了,没人愿意住在地下,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居住在那里。」Annette Kim 是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教授,她和北京大学(Peiking University)的教授吕宾调查了3400处地下居所。「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廉价房工程位于城市远郊的恶劣地区,因为那里的地价合理。但是因为交通不便,人们不想住在那里。」

尽管有着这些优点,住在地下的耻辱感仍然很强。有些外地人说他们没有告诉家里人,或者隐瞒了数个月之久。「我父亲来看我的时候,他一看到我住的地方就哭了起来,」张茜说,他现在是一名胸怀抱负的演员。「他说,『儿啊,你住的地方不行。』」


张茜(音译):来自内蒙古,怀揣大梦想的演员



严格的规章制度增加了排外感。有些地下室的标示告诉住户不要在外晾床单,也不要在外面晒太阳。


鉴于全世界城市人口密度的增长,Kim 说,她认为北京的地下城并非是冷战遗物,可能是亚洲城市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所造成的。

不过,官方对于地下居所意见不一。在过去的两年,北京市市政厅发出了很多矛盾的信息。在2011年,他们说到2012年要削减居住用防空洞的数量,还列举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发生火灾或水灾的风险。还有另一个关键的原因,这些地下居所似乎破坏了北京作为现代城市的形象。

「我们从未允许防空洞用来居住,」北京市民防局办公室主任许金宝说。「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北京的人口太多了,人们开始住在地下。」

但是,作为应对城市廉价房危机的务实解决方案,经过改装的掩体及其它类型的地下居所的存在是得到容许的。「政府已经拆除了一些掩体,但是我不认为如此之多的廉价房需求会在近期有所减少,」李君甫说道,他是北京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地下居所。

人们愿意住在地下居所还有着另一个原因,即这些地下居所的老板拥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很多老板本身就是外地人,他们投入了毕生积蓄去安装闭路电视,还要符合消防安全规定,并将房间加上了隔断。先前政府要关闭部分的地下居所的意图招致了公众的抗议,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



左图的张海海(音译)今年26岁,他和他的女朋友共住一间房(地图上的4号)。该房间的大小为6.5英尺x7.4英尺(约4.5平方米),尽管空间狭小,但是仍有一条狭小的过道。他在一家广东餐厅里做厨师,还喜欢在空闲时间在笔记本上玩游戏、看电影。49岁的段书良(音译)和他50岁的妻子刘星尔(音译)的工作是洗碗工。他们的房间(地图上的3号)大小为6.2英尺x7.10英尺(约4.1平方米)。在他们的一小块土地被征用后,他们来到了北京。他和他的妻子尽力克服着当下的困难。「当我们要去上班时,如果我们没有闹钟,那么连白天黑夜都不知道,」他开玩笑说。



李君甫估计,约有5%的北京人居住在地下房屋里,尽管这一数字要少于中国媒体的报道,但 Kim 觉得该数字是精确的。李君甫说,最触动他的是住在地下居所的这么多人并不感到绝望,「我发现很多人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够买一套房子,或者至少能住在地面之上,」李君甫说。「他们有着乐观的态度。」

摄影师沈琦颖(Sim Chi Yin)花费了5年时间调查地下居所并完成了这篇多媒体报道,她拍摄了100多名住在地下居所的人们。大部分是低收入群体,即使这样,有些受访者有着浪漫的梦想——住大房子。以下是有关他们的报道——努力在北京住上大房子的希望和现实的交织。

鼠族成员


陈拉秀:一位打扫地铁的老婆婆


陈拉秀(音译)懂得生活在北京的一点好处:比种地要好。50岁的她来自贵州省的煤矿小镇六盘水。在那里,她家有一亩多的地,而她有3个儿子——一旦她的孩子们要结婚时,收入就不足以供养他们了。几年前,她最小的儿子来了北京,去年早些时候,陈拉秀和她的丈夫随之而来,再也没回过家。

「种地很幸苦的,」她说话时坐在地图上1号房间的小床上。「在地里劳作完之后,仍然没法闲着,因为还有其它的家务活要做。而在这里,我下了班就能休息。」

陈拉秀和她的丈夫在同一条地铁线上找了份打扫地铁的工作,这条线路是新的6号线——自东向西穿越市中心。她打扫东大桥站,他的丈夫打扫呼家楼站。他们住的地方距东面几站之遥,在四环路附近。

「当然,在贵州那边的家住得更舒服。两边没法比,」她说的时候笑着自己的想法。「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院子和六张床。这里只有4平方米。但是,我们不打算永远呆在这。这个地方很安全,我们晚上在这睡觉,还能放碟子看电视剧。」

然而,这个房间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它是这座城市中最温馨、最友好的地下居所之一的一部分,郭小龙(音译,见下文的报道)是这处地下居所的老板。陈拉秀的儿子给父母找了一间房;他的未婚妻的父母住在隔几扇门的房间里。

爱交际的陈拉秀经常找他们聊天,尽管她通常听不懂他们浓重的山西口音。有时,她逛街看着商店橱窗——但是从不花钱。她打算存上一半的工资,并计划把钱用在她儿子结婚和自己退休的方面。

某种程度上,来到北京并住在陈旧的防空洞里就像是迎来了她自己的第二春。这使得她有机会去挣钱、见世面。而回到贵州的话,像她个岁数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工作的。尽管只有50岁,周围人觉得他们年龄太大了,她说她要去打工时,人们还嘲笑她。「在我们家乡,人们会笑着说我『你都有三个儿子了,他们每个人给你100元就足够生活了。干吗还去打工?』而在北京,我们能找到工作。」


张鑫文:现代派梵高


自从在湖北省上高中时,张鑫文(音译)就自称梵高——Van Gogh 的普通话发音。他说,对于一个家境不好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很明显:「我很喜欢梵高,因为尽管他毕生贫穷,但他对于艺术有着执着的精神,我很敬重这一点……尽管他出身贫寒,他毕生都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一样。尽管家境不好,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10年前,张鑫文的妈妈不辞而别。他的父亲是唯一挣钱养家的人,尽管省吃俭用,还是不足以负担得起他的儿子读完大学。因此,在2013年,22岁的张鑫文退学了,随后来到了北京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化妆师。


「对于我住在地下室的这个事实,我毫不隐瞒。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实际上,最初我把这些我与名人的合影发在了网上——我确实给他们化过妆。我的同学们看到照片后都很羡慕。他们以为我在北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奔走在酒店之间。事实上,虽然我奔走在酒店之间,但是在晚上会回到地下居所中。」

来北京一年半后,鉴于过度拥挤及菜肴口味的问题,张鑫文考虑离开。「我现在的计划是迅速学完化妆课程,然后返回武汉。这里真没什么令我留恋的。」

尽管如此,居住在地下室不算什么问题。「有时候,我独自回到地下室的房间时,会静静地思考事情。只有独自待在狭小的空间里时才能平静下来。在这个空间中可以心无旁骛。我早已习惯了不见太阳。」


李扬:地下渔夫


李扬(音译)是一名受过培训的汽车技师,但是他居住在地下室中,他有一个希望:成为飞蝇钓鱼领域的权威。

不像大部分居住在地下居所的人们,他来自北京郊区——通州区,距市中心20英里(约32公里)。他在家庭农场附近打零工,但过了段时间,他开始热衷于飞蝇钓鱼。
2012年,他在一次钓鱼比赛中获胜,并碰到了一位国内钓鱼频道的编辑。那时候起,他就开始为该频道撰稿,但他希望以后能靠该主题写书来谋生。

尽管如此,在过去3年,他做过很多份工作来谋生:送餐员、快递员、服务员、超市收银员、摆摊卖鞋。他住在地下室是为了省钱,他说,每月只用花500到600元:「在住宿方面,我很务实。」

但是,有时候地下室会变得又臭又湿——尤其在夏季。「我在床头板上挂了条毛巾,过了一晚上就长霉了:绿色、蓝色、白色、一块一块的。」

尽管如此,李扬说他认可「鼠族」这一标签,因为这是个很精准的描述,他「不会说看不起住在地下室的人们……我不觉得我的境遇有什么可怜。我有房间、床,以前我还裹着毯子睡觉呢,我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


郭小龙:鼠王


郭小龙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夜店和卡拉OK厅——本地人叫做KTV房——工作过,这些地方嘈杂凌乱。现今40岁的他是6号线上北京东部郊区的一处地下室的经理。他掌管着72间房间,约100个住户。他住在地图上的5号房间。

然而,他儿时的梦想是当田径运动员,至少也要当体育老师。尽管梦想没能成正,他仍然经常穿着阿迪达斯的运动服。他现在在一处大型地下居所工作,此处位于北京东部的郊区,原来用作防空洞。在那里,他不仅打扫公共卫生区,还修锁、修门、修电缆。他空闲时就待在入口处的小房间里,监视着4架闭路监视器——有关部门要求配备监视器来阻止盗贼作案。

郭小龙沉默寡言,他管理的这家狭小的地下居所却令人感到宾至如归。忙碌了一天后,他经常向住户们打招呼,并立刻解决他们碰到的小问题。他说,因为他的父母在4年前去世了,所以除了地下室,他没有固定居所。「没妈的孩子没有家。但是,如果说住在地下室的人们是「老鼠」的话,那我就是鼠王!」


杜秀妍:为儿子的彩礼挣钱


杜秀妍(音译)两年前来北京,在一家东北饭馆包饺子、洗碗、做面汤。自那时起,她就一直在琢磨着一件事:「她能挣够钱让儿子找到好媳妇吗?」
她的儿子18岁了,她还要再赚几年钱。43岁的她来自哈尔滨,现在和一名女同事住在一起。

「按照我们村的习俗,我们需要20万元现金,新娘的身上至少要穿戴三金。那样我们才能找得到好媳妇。几年前我在这里工作的话,钱早就能挣够,我儿子就能结婚。现在我仍然还没挣够。每月才挣3000元。」

为了独自打工,她留下丈夫、女儿和儿子在家里的1/3英亩(约2亩)地上种玉米,但她并不觉得在北京挣钱意味着牺牲家庭。

「我不喜欢干农活!」她说。「我宁愿做一名外地民工。干农活要在烈日下暴晒,弄得浑身脏兮兮的。谁现在愿意做农民?」


常万乐:刚到北京就被骗


去年,常万乐(音译)从家乡河南省安阳市搭乘火车而来,几乎一下车,他对伟大首都的梦想就遭受了打击:一名黑车司机收取他的车费比平时贵10倍。他说,那件事令他对北京产生了「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

现在,18岁的他和他的女朋友一同居住在每月500元的地下居所中,生活条件比原来好了些。他辞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工厂制造电器插座,转而在北京南站的一家饭馆里煮面条和饺子。他说自己喜欢静谧的地下室。「因为这里很安静,所以我能安心睡觉。」

常万乐喜欢尽情地吃喝玩乐,这股劲就像他在工作时一样。他爱出去和朋友们吃饭,或者在 KTV 房里尽情歌唱。有时候,他也会去天安门广场照相,把照片给「老家的朋友们看。」

「我给老家的人们看照片:『看,我在首都呢。』老家的人们觉得能在首都待着很有面子。但是我父亲告诉我要小心,别惹上麻烦。」


徐郡萍、周海霖、周争迪:过着更简单的生活


对于徐郡萍(音译)来说,北京和临时居所就像是一种庇护所。8年前,她从山西来,今年46岁的她喜欢静谧的地下居所,也喜欢在北京过着更简单的生活。不像在老家农村,她在这里来去自如,不用担心邻居或亲戚会怎么看。自从来到了首都,她也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在拥挤的市场中卖佛经、香、雕像和护身符谋生。晚上,她住在地下居所中。

「我非常适应北京的生活,我不想回家!在这里出门在外,如果感到饿了,就能买到吃的。没什么复杂的事情。住在村里时,一会帮这家的忙,一会又去帮邻居家的忙。整天都在忙,忙个不停。现在,我适应了这里平和静谧的环境。」

在首都的大部分时间里,徐郡萍曾经做过私家保姆和家务工。最初租住的房间靠近工作地点,一到休息日就睡觉或者待在房间里。

自从11月起,她和她17岁的儿子周争迪(音译)开始住在北京东部的这间房子中(地图上的2号)。虽然周争迪早已辍学,但是他现在正在北京的一片高兴技术园区里学习维修电脑。她的大儿子则在南京工作。

周海霖(音译)是徐郡萍的丈夫,他今年48岁,是一名保安,住在北京另一个地方的公共浴室。他偶尔过来看看,带些在街边摊买的食物。他一来,他们三人就得共用两张床。

徐郡萍笑着说道:「我们挤在一起睡觉,脚对着脸——两个人面朝那边,一个人面朝这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睡觉。我们三人不可能都朝着一边睡觉。好在我们三人都不胖!」


刘浩:住在地下的摄影师


刘浩(音译)的屋子之上是一栋中档公寓楼,里面的居民们去星巴克喝咖啡,在诸如无印良品(Muji)这样的高端日本百货公司里购物。楼后面有一扇装有顶棚的门。打开门便进入了刘浩的屋子——他是一名初出茅庐的作家、诗人、摄影师和导演。

这是他第二次从家乡河南省来到北京。他的父母有2英亩(约12亩地),地里种花生和小麦。自从刘浩会走路起,他就帮他的父母干农活,但是他上高中时,喜欢上了记录片和中国电影大师贾樟柯的现实主义电影。

2006年,他得了一个电影奖。我在新闻上看到了这个消息,我觉得要是我有机会拍电影也能得奖,如果没有机会,那就当一名摄影师。我回河南开一家工作室,拍摄婚礼、商业和广告作品。」

而他真正的目标更为高远。他喜欢读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作品,还喜欢读余华、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和托尔斯泰(Leo Nikolayevich Tolstoy)的作品。房间里的床边堆放着他们的书。

「我们这一代与我们父母的那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这一代当公务员、汽车销售员。没有人当农民了。农田旁边的生产食物、方便面、卫生纸的工厂越来越多。」

「我父母的那一代靠地吃饭。但我们这一代都不种地了。」

「我父亲想让我当小学老师。但是我觉得美术老师的工资太低了,也太清闲了。所以我想实现更为宏大的目标。」

「我从贾樟柯的电影『世界』中了解到了地下居所,影片中的人物生活在地下居所中。我在北京住过的第一间地下室很大,但是很潮湿,每月700元。一个月后,味道仍然很难闻,潮湿的空气使得地上都是水,东西都发霉了,所以我搬走了。随后我找到了现在的这间屋子——8平方米,每月360元。我还没有收入,所以我住在这里。尽管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但大体上还不错。也许是因为晒不到太阳,我总是感觉疲惫。」

「人类真是太可怕了。想想看:地表之上居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住人了。我们现在只能生活在地下……地铁,停车场和地下居所——这些东西都在地下。这座城市的地下被挖空了吗?」

在他的笔记本上,刘浩写下了他的感想。他在其中一页上写道:

房间一间接着一间,走廊曲折错杂,随着你的前进,这一切不断把你引向想去的方向。在夜晚,一旦迷路,就找不到自己的房间。但是每天,你不断的穿梭于地上地下,来来回回,反反复复。



穆华远今年62岁,他负责看管北京的两处地下居所。

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Pulitzer Centre for Crisis Reporting)资助了本项目的报道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摄影:沈琦颖(Sim Chi Yin)


日期:2005年1月24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