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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7

亚洲协会 | 访谈:中国籍新闻助理们对张淼被捕一事的反应

2014年1月16日的屏幕截图,《时代周刊》在其网站上刊载了有关张淼被监禁的报道。

去年9月,为争取普选,香港爆发了占领中环的抗议。德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安可馨 (Angela Köckritz) 和她40岁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张淼从北京赴港报道这场运动。张淼沉浸在兴奋之中,她戴上了黄丝带以示对示威游行的支持,并把照片发到了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而她刚返回北京,兴奋之情一扫而光。

在本周发布的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中,安可馨描述了张淼返回北京时是如何被以暴力的方式拦下的。之后的几天,安全官员审讯了安可馨,并指控她与张淼和其他「煽动者」密谋在香港制造动乱。她还被告知,因为张淼从未登记注册为新闻助理,故一直以来都在非法工作(安可馨承认部分属实)。

张淼被含糊其辞的指控「挑拨事端」和引起公众骚乱,因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仍遭监禁。据她的律师称,她的生理和心理均遭受了折磨。

Jonathan Landreth 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参馆 (ChinaFile) 的主编,他曾在2005年至2011年间担任《好莱坞报道》 (The Hollywood Reporter) 和法新社 (Agence-France Presse) 的外国记者。「没有新闻助理,大部分的外国分社什么也不是,」Landreth 说。他补充道,新闻助理受到骚扰的情况是家常便饭,而像张淼这样被长期监禁的情况还极为罕见。

为了一窥其究,我们联系上了5名中国籍新闻助理,看看他们对于张淼的遭遇的反应。Michael Zhao 现在担任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多媒体制片人,他曾在2003年至2005年间担任《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剩下的4名新闻助理出于安全及雇主的缘故而匿名。3号新闻助理不再供职于媒体,现居海外。其余几名在中国供职于多家西方媒体。

你能描述一下新闻助理这份工作吗?

2号新闻助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外国媒体工作令我觉得像一名真正的记者,我很享受工作的时光!我很庆幸。然而,身为中国人,便不得不忍受着和当局打交道,而这便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可不是环游世界报道新闻,或者是在巴厘岛的海滩上享受时光。这份工作有着黑暗的一面。但是世界上所有事情不是都有黑暗面吗?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那意味着有时候会与本国的机构或记者发生争执。我们同样要切合实际并恪尽职守。我们的工作是记者,不是活动家或者异见人士。作为记者的我们应当有原则和规则。就好比外科医生要避免与患者走得太近,以免患者受到优待。我们也一样,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太富有个性。

3号新闻助理:首先,遇到麻烦时,你很难得到帮助。张淼被捕后,她的雇主及德国大使馆敦促当局释放她。然而,因为张淼是居住在中国的本国公民,她的情况属于「内政」,外国不应该、也无法干涉。其次,根据中国当局的规定,中国公民不能在外国媒体中担任记者,只能担任诸如译员、摄像师或秘书这样的辅助性职务。因此,职业上的限制迫使很多有经验的人辞职。另一方面,一些媒体确实会把我们的名字用「XXX对报道做出贡献」这样的方式添加在文章底部,而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敢那样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对我们自身或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对于外国记者来说,最糟糕的情况无非是他在中国做出触怒当局的报道而遭到驱逐出境。而中国籍雇员面临着诸多风险。

当你看到张淼被捕的新闻时,你有何感受?

1号新闻助理:想象一下,非洲瞪羚们看着他们的同伴跨过一条满是鳄鱼的河流,而这条河正是他们刚刚涉水渡过的。想想当他们回望时看见他们其中的一个同伴扭动哀嚎,然后被拖入水中吞噬所带来的恐惧感。如果那些在岸上的瞪羚能够公开表态,它们在水边的痛苦无助便是我对张淼的困境的看法,有很多人也是这么看待。但是,如果那些存活下来的瞪羚们第二年故地重游,看起来好像是盲目自杀,要记住,这便是它们的天性。张淼的做为几乎没什么不同之处。

4号新闻助理:当然,这令我不寒而栗。我把张淼被捕一事比作恐怖袭击,因为这很可怕,其目的就是恐吓。我感觉就像是某人目睹了波士顿马拉松的爆炸一样——最初感到害怕,然后觉得愤怒,接下来心里难过,接着意识到如果我恐慌的话,那我就迷失了。如果你不恐慌的话,你便看到了实质。我们都知道,党能在任何时候抓走任何人。他们抓过记者、律师、学生、会计师、科学家、教师。新闻助理又怎会幸免呢?我有个在(国有的) CCTV 工作的朋友担心被抓。我了解到,中国石油的人也担心被抓。「没有人是安全的。」新闻助理被迫与政治敏感性的活动走得很近,这点没错,而其它职业同样被迫牵涉其它类型的危险。我了解到会计师和办公室职员为了他们的党委书记而被迫行贿或篡改账本。我了解到企业业主普遍被迫逃税得以让企业存活下来。我们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被捕。也许我工作的风险要高出10%,但是至少我不会被迫参与非法活动,而且我秉持正直。

Michael Zhao: 真是令人既难过又恐惧——毫无疑问,这比我担任新闻助理时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总的来说,中国媒体的环境如今令人堪忧。

张淼的情况令作为新闻助理的你感到害怕了吗?

3号新闻助理:的确如此。我并非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或马丁·路德·金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不能为了我的信念而牺牲了生活。因此,我辞职出国。

1号新闻助理:我不感到害怕,请别怀疑我截然不同的回答。我工作的自身绝对没什么可害怕的,就是这么回事。而工作所招致的麻烦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被政府无休止的骚扰后,很多新闻助理难免感到紧张、甚至恐慌。这种害怕是很正常的反应,没什么丢人的。而我全然藐视这种国家准许的恶行,这样我才能继续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论国内外,这都与职业无关,因为每个人应过上一种不受烦扰且平静的生活。因此,我觉得问题应该这么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感到害怕吗?」从那些已经移民的、还有从伦敦到温哥华四处推高房价的国人那里,你一定能得到一些有意思的回答。

那现在和以前相比,新闻助理的总体环境如何?

1号新闻助理:这个问题听起来和我没什么关系。政权的更迭也许能产生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说政权会一夜之间醒悟,然后突然开始大肆逮捕。其实对于新闻自由的骚扰从未停止过。事实上,这些事情鲜为人知,更别说通过公开讨论来引发密切关注。至于那些家常便饭、日复一日的恐吓呢?它们显得更为隐蔽,但有减少过吗?是否因为缺乏一出戏剧性事件而使得这些事件不是那么的瞩目?漠视与遗忘的边界变得残损不堪。很多人在夜晚听到一声尖叫,而在寂静的黑夜中,鲜有人能听出它意味着什么。

3号新闻助理:我们总像惊弓之鸟一样,在网上发表言论时会小心翼翼。为了保护自己,我实行自我审查,这令我苦不堪言。我在社交媒体上很少谈论政治,以此避免受到秘密警察的关注。我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生活在这种我曾体会过的恐惧之中。

4号新闻助理:要说最大的影响,那就是自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没有可采访的对象了。我们曾经采访过的每一个人都被关进了监狱。一直以来,党会把任何持有政治观点相左的人抓起来;接着,持有温和观点的人也被抓起来了;现在,则轮到那些从未发表过言论的人。我们讨论公共事务仅有的一点空间如此之快地消失了,这真令人惊讶。

安可馨并未正式注册张淼为新闻助理,她说这「将意味国安局会施加更严密的监控,而且会增加开销」,对此你怎么看?

4号新闻助理:注册会令你招致监控。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他们会监控你,你成了他们眼中能够窥探新闻机构的入口。不管他们想从新闻机构那里得到什么信息,他们都会找到你。

1号新闻助理:在北京的街道上时,就算是隐形战机也不安全,并会处于雷达的监控范围之内了。就是这样,悲伤而残酷的事实。在这个国家,守法的公民可能会被(或已被)恶意投入了监狱。甚至无懈可击的、合法的、由政府颁发的许可证仍然不足以起到保护作用。尽管如此,不管效力如何,手头上有一份是安全无虞的。蔑视官僚式的繁文缛节只会使助理更易遭到逮捕。记者的当务之急便是去正式注册助理。助理也应该坦言要求得到注册。我更觉得这件事是粗心大意而导致的,但如果是出于财物拮据的原因而不去注册,碰到类似张淼这样的事情,我恐怕追悔莫及。

2号新闻助理:我觉得《时代周刊》的做法真是糟糕!我鄙视新闻机构不对他们的新闻助理进行注册的做法。他们觉得尽力保护他们的同事很麻烦。实话说,他们并未把中国籍新闻助理当作他们的同事,仅仅把他们视作帮手或其他人。而我受到的待遇很好。每个人对我的工作状况极为谨慎。除了出于自私,没有「任何借口」不去注册。

在你担任新闻助理时,哪件事最令你害怕?

Michael Zhao: 在一次燃气爆炸事故后,我们立即动身前往重庆,第二天早晨就被当地警方遣返回了北京。但是我们受到的对待非常得体,没有发生肢体冲突或其它事情。

4号新闻助理:有一次我采访一名强奸案的受害者。她全家人受到威胁——有关她的报道不得发表。她哭着问我怎么办。那种处境下,你不知道媒体的关注会救了她还是毁了她。我是她重要的联系人。她要我保障她的安全,但是我没法保障。这真是令人痛苦。

1号新闻助理:我们这行有个黑色幽默,那就是以玩笑的口吻来蔑视那些还没被找过麻烦的同行,似乎他们仍要佐证自己作为一名新闻助理的能力与认真态度,佐证的手段则是配得上当奥威尔的观众。按那种标准来看,我的成就相当高(用谦虚而非傲慢的口吻来说,这一点定要记下)。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那不是有人敲门,也不是去喝茶,亦不是被斥为叛徒,更不是带上银手铐被关在黑监狱中,甚至不是没日没夜的审讯。那毕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某天,当你手机电池的电量耗尽时,发觉自己错失了一小时,而正是在这60分钟里,你的爱人遭遇不测。


作者:Eric Fish

日期:2015年1月16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