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s

2015/07/17

《金融时报》中国的人口大迁徙

中国的1.7亿农村外地工过年回家是地球上最大的人口迁徙。团聚颇为艰难

湖北神农架,一家人站在炖肉店门前。摄影:Graeme Nicol

还有一周就要到春节了,在北京东五环外一栋破楼里狭小寒冷的租房中,湘菊(音译)正在打包她的行李。

她一边搓着双手、跺着脚取暖,一边伸手去拿拐杖,这跟拐杖将支撑她返回1500公里外的家乡,她的家乡位于三峡大坝附近的长江岸边。

在首都做了5年保姆后,她经历了一场事故,人行道上的结冰令她花费了近1年的工资用以膝盖手术。但她仍然要回家过中国农历中最重要的节日。

「看到女儿、回到村里的家中令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一切东西都更好吃,甚至是米饭!」她说。「路这么长,麻烦的是我还没法走路。一路上我就是偷盗行骗者的下手目标。」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小巷,干鱼和腊猪蹄挂在某家的洗衣房隔壁。她身边嘈杂的口音和方言对映着广告牌匾上那些遥远的省份——福建、河南、四川和东北——的佳肴。

经过「老张驴肉火烧」,湘菊抬头听着奇怪的声音时,一群腿上绑着陶哨的鸽子冲过了头顶。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这一东倒西歪的临时片区很可能将在一年内消失,为早已修建到该片区边缘的新高层住宅公寓挪位。

湘菊对此并不关心。她即将参与到一场年度仪式中——这场仪式不仅是最大的人类迁徙活动,还可能是每年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活动。据估计,2015年有1.7亿人为过年从中国的大城市乘坐火车或飞机返乡。据政府统计,在40天涵盖了轿车和巴士的旅行高峰期间,全国有30亿次乘客。

2015/07/07

《华尔街日报》驻华外媒记者面临威胁加剧

2015年4月17日,中国警察们阻挡记者们接近北京法庭,资深记者高瑜在此被判7年监禁。 摄影:Mark Schiefelbein/美联社

据记者调查报告称,在过去一年中,近四分之三的驻华外媒记者在采访时遭受过恐吓和骚扰。

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简称 FCCC)在其年度工作条件报告中称,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去年的调查报告中称,他们曾经受过警察和身份不明人士的干涉,这一数字增长了72%

「中国在时事方面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外国记者们为记述下重要事件及变化所做的努力一如既往,」基于120名驻华记者的答复撰写的报告称。「很不幸,在中国获取消息变得愈加困难。官方对外国记者和他们的本地雇员的骚扰、阻碍和威胁仍旧是严重的问题。」

自习近平主席在两年前上台以来,北京收紧了对公民社会及媒体的控制。一份记者无国界组织有关世界新闻自由的报告称,在一月份,中国在180个国家中位居第176名,比2014年下跌了一位。

当外国记者在华应付各种挑战时,中国记者们面临着更严重的后果:在上个月的一件广受关注的案件中,71岁高龄的记者高瑜被判7年监禁,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权利组织称这一模糊的指控常被用来压制批评共产党统治的人们。

2015/06/01

《卫报》大陆逐步限制香港销售敏感书籍

赵紫阳回忆录《国家囚徒》讲述了1989年天安门民主抗议。摄影:Kin Cheung/美联社

在询问时,店里的助手显得格外粗鲁。

当问及一本在香港费尽周折也没找到的书时,他说,「那本书我们不卖的。抱歉。」

赵紫阳的畅销书《国家囚徒》(Prisoner of the State) 呢?这本书叙述了1989年北京的亲民主抗议期间的惊人内幕。

他心不在焉地说,「可能会重新上架的。」

表面上,香港没有审查制度。不像大陆,这里的网站访问无阻,各种报刊一应俱全,电视新闻报道游行与抗议,人们不必取得许可就能印书。

40年来,我知道仅有一本书曾被停止发行,」 商店和发行商田园书屋 (Greenfield Bookstore) 的负责人黄上伟 (Wong Sheung Wai) 说,「那本书是自杀指导的中译本。」

「台湾翻译了这本书,但香港的有关部门不予许该书在此出版发行,」他说。

大陆想要进一步控制香港公众及蜂拥至那里的大陆游客会读到什么书,这种压力悄悄地在这片前英国殖民地上不断增长。

2015/05/29

《纽约客》中国的第一女儿在美国找到了什么?

习近平和女儿习明泽在福州,照片摄于习明泽小时候。摄影:新华社/evevine/Redux

去年5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哈佛毕业班中的一人拿到了毕业文凭,她准备像自己来到校园时一样低调地离开此地。习明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的独生女,她走上了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和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曾经就读的亚当斯舍院 (Adams House) 的讲台。峰村健司 (Kenji Minemura) 是《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 的记者,他参加了这场毕业典礼并写下了习明泽在美国的经历。他称习明泽曾修读过心理学和英语,并以化名住校,仅有为数不多的教职员工和「不到10人」的密友知道她的身份。

习明泽很少受到媒体的关注,这与其他在上大学的国家首脑们的子女很像(法律诉讼除外)。然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一些子女在国外受到了关注。在此之前,前政治局成员薄熙来因腐败入狱,其妻子谷开来因谋杀罪入狱,他们的儿子薄瓜瓜邀请过成龙来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同台献唱;他本科在哈佛大学(The Harvard University)时还曾驾驶过一辆保时捷。另一方面,据峰村健司称,习明泽在剑桥过着「节俭的生活。」他最近告诉我,「她总是在学习。」

2015/05/09

Quartz |《纽约时报》是如何规避中国审查的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照片来源:路透社 (Reuters)
《纽约时报》在2012年10月发表了一篇有关总理温家宝的家庭财产的报道,其英文及中文网站自那时起被封锁至今。但据该公司的雇员、外界观察者和大陆读者称,《纽约时报》正悄悄采取一种新的、斗争性的策略来贴近中国读者。

最近几年,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外国新闻媒体,在中国已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以雇佣记者、中文翻译,并向当地读者和全球广告商们推销他们的网站。除了极少数网站,所有网站都遭中国审查部门屏蔽。数月以来,很多外媒一直在重新评估他们的中国策略——权衡什么内容能报道、什么不能报道,质问那些内容应被翻译成中文。但同时并不能从中获利。

最近几个月,时报另辟蹊径。该公司同时采取了以下策略:

2015/05/04

《华尔街日报》访谈习近平的英文译者

译者黄友义。图片提供:Feng Gang/CSOFT International Ltd.

2012年,习近平在登上介绍他为新任中国领导人的典礼讲台前,告诉一人要把他讲话中的某一句在翻译成英文时稍作改动,以便让所有听众更容易理解。

这句中文习语按字面可译作「要想被练成铁,金属自身要硬。」(To be forg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 但这种翻译丢失了说汉语者们理解的实质:某人正着手炼铁的意思。而最终的译文是「打铁还需自身硬。」(If you want to work with iron, you must be tough yourself.)

本周,中国译者黄友义回忆了这则引发争议的故事来说明领导人习近平是如何理解「我们在(中国)的作为对世界产生了某种影响」以及因此需要做出的解释。

政府译者对于塑造又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主动权——《习近平谈治国政理》(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有着重要的作用。身为英文译者的黄友义编纂了习近平主席的79次讲话及采访,中国称习近平为畅销书作者,美国纽约的书市将在下月正式发售此书。

2015/04/27

《环球邮报》加拿大籍维吾尔人称遭到中国官员的拘禁和敲诈

2015年3月11日在蒙特利尔的维吾尔人。(Christinne Muschi For The Globe and Mail)

去年四月,艾尔肯·库尔班在中国新疆拜访亲戚时,通过他在政府单位供职的兄弟得知国内警方正在搜寻他。即使艾尔肯已在中国外住了15年多并持有加拿大护照,他觉得去一趟派出所是明智之选。他不想让自己及家人惹上更多的麻烦。

官员们在办公室中花了10个多小时设法让艾尔肯坦白自己有政治颠覆的意图。艾尔肯是维吾尔族,这个说突厥语的族群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你不能这么做,」他回忆说。「我是加拿大公民,」就在这时,审讯官员把他的护照扔在了地上。

有6名加拿大籍维吾尔人向《环球邮报》报告过类似艾尔肯的遭遇。过去3年来的一种模式浮现出来:中国的权力官员对于加拿大公民权不予理会,同时监禁、敲诈、甚至贿赂其以前的公民,让他们在收留自己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

在艾尔肯的案例中,他告诉官员们,他曾在2008年帮助组织了一场世界维吾尔大会 (The World Uyghur Congress) 的招待会,警方称释放他的条件是他要监控住在蒙特利尔的族群。他同意后随即被释放。直到11月,官员们让他从蒙特利尔作报告。他说他从未交出任何信息。

这些报道表明,这可能是在侵犯加拿大人的权利,也是不尊重加拿大主权的表现。虽然这些事件的细节无法得到证实,但其大体上符合一种干涉方式,熟悉中国档案的加拿大官员们对此并不觉得惊讶。

2015/04/25

保护记者委员会 | 中国籍新闻助理:被忽视的重要群体



赵岩曾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员,他曾被监禁,在获释后继续从事着新闻业。摄影:路透社 (Reuters)

最令记者担心的是作为一名来到中国外国记者该如何与中国人交谈,而大部分中国人不会说英语。通常的解决办法就是找一名「新闻助理」。

我做新闻助理有5年多了,也见识了这个行当是如何运作的。大部分驻华外媒记者的新闻助理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很棒的英语水平的中国公民。他们所构成的群体不到200人。虽然他们的头衔不是记者,但他们从事着记者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闻助理主要由中国外交部来任命;如今,大部分新闻助理直接受雇于外国记者,他们通常不愿与中国官方发生联系。

尽管这些工作的内容有所差别,但通常包括预约、进行采访,翻译,口译,收集新闻和有新闻价值的话题,撰写构思,准备采访材料,向办公室里的外国记者们解释中国文化、社会趋势、政治现象,跟踪报道,保持联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会被要求做其它的工作,如安排外国记者们的中国签证,帮助申请参加各种各样的新闻发布会和场合,买机票火车票。他们的责任甚至扩展到了照顾外国记者们的家人,准备记者个人的税务事宜,修水槽,帮记者们的孩子找中国保姆,帮忙搬家,带宠物看病。

在我从事这个行当期间,这一职位的薪酬从每月200美元到2000美元(月1200元到12000元)不等。在最近几年里,新闻助理的薪酬似乎并未见涨。他们的薪酬看起来比中国记者们的平均收入要高,但在北京和上海——大部分新闻助理在这两个城市工作生活,他们的收入仅够吃喝租房。很多新闻助理没有医疗保险,因为很少有记者自己掏钱为他们支付这笔费用。很多外媒的总部并不知道这些新闻助理们的存在。


生存于两种体制的夹缝间


新闻业在中国是危险的职业。中国的主流记者会因为报道真相而遭受政府的惩罚,公众也并不尊重信任这份职业。记者常常遭到骚扰、殴打、监禁,审查制度的铁拳迫使很多仍然抱有新闻理想主义、颇具才华的年轻人们退出主流新闻业。因此,他们选择为外国媒体工作,尽管常常没有合同保障,而且长时间工作仅能换来有限的报酬。

然而,中国官方禁止中国公民以记者身份向外国媒体撰稿。有些幸运的人能为外国报纸撰稿,或者播放自己的广播及电视报道,但他们对于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显得极为谨慎,于是他们使用英文假名以避免中国官方的关注。有时候,新闻助理辞职后选择供职于中国政府旗下的英文媒体,然而新闻编辑室里的审查制度和官僚氛围常常迫使他们放弃新闻业并转行。

新闻助理常被中国人——他们认为在新闻报道里报道国家的负面新闻是不可接受的——斥责为叛徒。由于文化差异,他们的西方雇主们同样也不总是信任他们。但他们报道真相的激情超越了怀疑。当外国记者惹恼中国官方时,他们最糟的情况也就是遭到驱逐。但当新闻助理惹恼中国官方时,他们就会遭遇不测。赵岩就是一例,他曾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研究员,他曾被监禁,在获释后继续从事着新闻业。

当西方世界对驻华外国记者们遭受骚扰殴打感到震惊时,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些记者们的中国籍新闻助理会遭遇什么。像很多活动家一样,新闻助理们频繁被中国的秘密警察请「喝茶。」在茶馆里的一间私密的屋子中,3到4名警察围着新闻助理,问他为外国媒体做了什么、他的雇主在报道哪些敏感的政治经济话题,威胁对他处以监禁,并斥责他不诚实。人们聊天交换想法的茶馆成了一所监狱,人们在此因为持有自由的想法而遭受惩罚。我认识至少3名新闻助理称自己曾遭中国当地政府非法监禁。当和外国记者们一同报道时,他们的人生安全同样遭受威胁。然而,从来没有人真正关注过这一人数甚少的群体。他们生存于两种体制的夹缝间:一边试图惩罚他们,而另一边常常忽视他们。


需要关注的群体


大部分外国媒体在北京或上海设立其分社,这两个城市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为外国记者们提供支持,然而没有组织帮助这群人数甚少的中国记者们——他们是新闻助理。过去几年中,我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单个的几个新闻助理是没法保护他们自己或赢得关注的,于是我们开始非正式地通过邮件组和在线集体讨论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讨论每天的新闻话题,找出难以联系的人,交流采访经验,监督某些助理的外出采访及他们的安全,互相提供工作信息和工作提示,还有寻求各种各样有关记者和法律方面的建议。

中国的新闻业需要鼓励。新闻助理这一群体也需要关注。新闻助理和任何记者一样值得尊重:他们每天在中国传播着新闻理想主义,他们把中国的真相间接地告诉着世界。如果他们被监禁时才受到关注,已经为时已晚。

本文作者在某国际新闻机构的北京分社已供职5年多。为避免受到中国官方的影响,作者并未使用自己的名字。


原文链接: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 News assistants in China: an invisible, important group

日期:2011年4月11日

译者:译志

2015/04/24

《金融时报》未解的中国慰安妇问题

这篇报道讲述的是数千名中国妇女在二战期间被迫沦为性奴的故事


张先兔说:「这些士兵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摄影:沈琦颖 (Sim Chi Yin)
陶罐摔碎在石阶上的声音打破了寒冷的春晨。张先兔醒来了,发现闯进她家中的日本士兵们在摔碗找寻食物。年仅16岁、刚刚结婚的张先兔试图逃跑。但她跑不快:因为她是地主的女儿,孩童时便裹了脚。

她住在山西省盂县村。1942年,刚刚结婚的她猛然从梦中惊醒,如今她却是一名寡妇,白发梳向后面,脸上布满了皱纹,肺病落下了哮喘。「我那时候做梦时,总会梦到被抓,」她说。「我感到很害怕。」

当时无处可逃。「这些士兵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们……街上的人们四处逃散。」她缓缓呼吸着,随后变得急促起来。「哎呀……我把每件事都忘掉了。」张先兔在随后的20天里被关在了监狱中。她被锁在邻居家的房子里,成了侵略掌控中国东北的日本士兵们的「慰安妇。」「我害怕得要死,」她说。

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大部分妇女因疾病、虐待抑或这两种原因相结合而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项阻止侵略军大肆淫奸劫掠的原则,而据估计,在战争期间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被绑架或被迫在「慰安所」中供日本士兵们享受。今年,亚洲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慰安妇仍将是这场战争众多未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中国,约有二十多名慰安妇仍然健在。在官方忽视的氛围下,一场旨在确保她们不被遗忘的运动起到了作用。
因为中国与日本正在角逐亚洲领头羊的地位,所以中国外交官员们经常严厉地警告日本「勿忘历史教训。」而在诸如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安静的地方,历史早已褪去。那么,将一段往事赋予新的意义为时已晚吗?

2015/04/02

《经济学人》中国的防火长城

一波互联网攻击旨在拖垮国外网站

 

 


3月26日,美国的一家程序员网站 GitHub 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DDoS)。此次攻击的手段及其明显的动机值得注意:它动用了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防火长城 (Great Firewall)。此次攻击似乎意在让 GitHub 移除中国政府反对的内容,这其中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攻击者的身份也许无法确认。而中国网络战的规则已变得愈发无耻。

正如其昵称所指,防火长城是为抵御互联网上令官方不悦的内容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之外的互联网用户还未受到什么影响。而这一状况在3月17日改变,安全分析师称,身分不明的黑客利用防火长城劫持流量,并将其转发到 Greatfire.org 设立的网站上,这家互联网活动家设立的网站旨在帮助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访问被封锁的内容(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此次针对 GitHub 的攻击方式很相似。两次袭击的方式都是先劫持外国访问中国的流量——本来是要访问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再将这些流量发送到特定的几家美国网站上(百度称自己并未参与此次攻击,同时「决心」阻止这样的攻击重演)。

2015/03/28

《时代》重现东徳国安局的照片

冷战期间,很多国家设立有情报机构,目的是保护国家及收集国内外情报。中央情报局 (CIA) 和克格勃 (KGB) 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主要情报机构,但这两者似乎都不如东徳的国家安全局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别名史塔西 (Stasi) ——那般运行有效而强硬。史塔西因其密集监控东徳人口及让家庭成员揭发亲属而知名。除了监控,很多报告及照片详尽记载了从东徳逃入西德的尝试之举,有逃跑者被捕后,通常是成功逃跑的人重现了这些报告和照片。

德国摄影师阿尔韦德·梅斯莫 (Arwed Messmer) 的新书《重现东徳国家安全局》(Reenactments MfS) 由 Hatje Cantz 出版,在该书集合而成的「拼贴画」中,包括了成千上万份由试图脱逃者提供的证据材料,这些材料是他在史塔西档案联邦管理局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 的档案中发现的。《时代》LightBox 与阿尔韦德·梅斯莫探讨了他的项目,还谈论了以国家镇压的「见证者」这一身份进行摄影创作的复杂本质。

《时代》: 你的新书《重现东徳国家安全局》中的照片来自徳国家安全局(通常称史塔西)的档案。你是如何接触到这些文件和档案的?他们允许任何人接触这些东西吗?

梅斯莫:以研究或新闻报道为目的是可以接触到这些档案的,这些档案也是我进行艺术研究的基础。基本上,任何能合适地证明自己有研究兴趣的人都能接触到这些文件。第一要务便是保护受害者,我要看的所有文件都事先经过核查,并做匿名化处理。这本书中的照片和文字同样如此。

《时代》:你将这本书称作是「拼贴画。」你能谈谈这么说的原因吗?

梅斯莫:称其为拼贴画也许有些令人费解。我的意思是,我是按照自己的艺术准则、评估了照片的寓意和内容来拼凑这些照片的。

很多人对德国分裂时期感兴趣,而您就该主题的几本书籍早已面世,有些书与安奈特·格罗希纳 (Annett Groeschner) 合著(《另一种视角:早期的德国柏林墙》The Other View: the Early Berlin Wall 和《1952年3月27日,柏林的水果街》Berlin Fruchtstrasse on March 27, 1952)。对您来说,该主题和时代对您的吸引之处在哪?

我一直对近代德国历史有兴趣,但从未想过当一名历史学家。我在1991年末搬到了柏林,自那时起,我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摄影项目来呈现。在1994和1995年,我创作了《波茨坦广场,零年》(Potsdamer Platz, Anno Zero) 项目,该项目展现了柏林中央的裂口——它是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原址在当时尚未破土动工。1996年,我因该项目获得了德国摄影协会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hotographie) 颁发的奥托·施泰纳特奖 (Otto Steinert Prize) 。

2015/03/23

《美联社》保留历史记忆的人们

徐星在北京的家中谈论着他的纪录片作品。他所住的一楼公寓距北京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仅几个街区,他身兼语文教师、作家和自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角色,一直在急切而尽力地保留着中国的历史禁闻。摄于2015年1月26日,星期一。AP Photo/吴汉关 (Ng Han Guan)


北京(美联社)—— 徐星所住的一楼公寓距北京地标建筑鸟巢体育场仅几个街区,他身兼语文教师、作家和自由纪录片制作者的角色,一直在急切而尽力地保留着中国的历史禁闻。

身材高耸的他今年58岁,通常独自环游中国,每天录下了数小时的采访视频,受访对象是国内曾遭关押数年的人们,他们在十年社会动荡时期——文化大革命——赤裸裸地被控为政治犯。徐星把录下的镜头剪辑成了纪录片,但他只向自己信任的人在卧室或咖啡馆里播放这些纪录片——它们保留着几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历史记忆。


「我这么做是希望这段历史不要在中国重演,对此我不知疲倦,」最近的一个下午,徐星坐在他厨房顶部的编辑间里说道。「我告诉受访者,『很明显,我没法带给你金钱或其它报酬。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故事。』」


中共热衷于不断强化其自己书写的中国历史,而徐星诉诸真相的纪录片则成了一种违抗之举。政府通过控制本国的课堂言论、博物馆和书籍、以及公众生活的其它领域,极为成功地抹除或淡化中共治下的历史。


1989年的那场大屠杀,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聚集着大批亲民主的学生,学者们称有上百名抗议者和围观者死亡。但向30岁以下的中国百姓问一问这个话题,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一概不知,最多也就是略知一二。20世纪里中国历史的其它黑暗时期同样被遗忘,比如50年代末的大饥荒——主要归咎于政府极速推动工业化,还有1966年至1976年间数百万人遭受迫害的文化大革命。


2015/03/20

《环球时报》核试验老兵如今举步维艰

参与核弹试验的老兵们寻求高额补偿金

 50年前,中国各地的10万多名老兵们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漠,他们在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服役。退休后,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们患上了疾病。即使中国政府曾保证会给一些人发放救济金,但一些老兵不断质问政府是否仁至义尽。

核试验老兵苏春财举着自己的退休证和残疾证。摄影:崔萌/环球时报


宁继明曾距核弹爆炸的地方有多远?仅仅5公里而已。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马兰的一个小山坡的洞内,核弹于此地地下被引爆。宁继明听到了一声巨响,还看到了整座山在摇晃。而他只穿了一件军服,嘴上戴了个口罩。

看到核弹爆炸,宁继明非常自豪。他并不清楚这次引爆对他生活产生的影响会持续到今天。

退伍的宁继明返回了吉林省洮南市,他和他的很多战友们都发觉自己疾病缠身。有些病甚至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影响。宁继明的大儿子天生耳聋,1989年生的二儿子则于2011年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

19641016日下午,中国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

一段于核试验基地拍摄的视频显示,在一道闪光伴着一声巨响后,蘑菇云腾空而起。据《南方都市报》(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报道,在场的所有人都跳了起来,把帽子抛到了空中并喊道「毛主席万岁!」

在中国第一次核试验后的32年间,还有45枚核弹在马兰被引爆。从全中国招募的10万多名老兵参与了这项试验,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与宁继明有着相同的境遇。

最近几年,政府开始向老兵们发放福利救济金。但很多人仍分文未得,他们一直在寻求高额补偿金。

2015/03/15

《纽约书评》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第二部分)


《记忆》
出自中国北京天通苑的非官方杂志,详见 prchistory.org/remembrance

李振生/联系图片社
照片摄于1968年11月文化大革命期间,欧阳湘的父亲——前黑龙江党委书记——遭人告发,欧阳湘给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发了一份匿名信为父亲的行为辩解,欧阳修随即遭到迫害。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上写有他的名字和寄信日期。当他试图喊「毛主席万岁」时,嘴里被塞进了一只手套。几天后,他被人从3楼的窗户上推了下去;官方称其死因系自杀。

这所中国最著名的高中坐落于北京市中心,距紫禁城向西仅1英里多(约1.6公里)。其毕业生通常能进入国内最好的大学或出国留学,外国领导人及 CEO 们常来该校会见未来的中国精英们。

该校成立于1917年,在过去几年里大量重建,有了崭新的体操馆、食堂和教室——它们印证了这个国家在不断地发展。但对很多处于某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The Experimental High School Attached t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呈现着另一副景象——一群疯狂的女孩们将该校副校长折磨至死。

数年来,海外的文革学者们对此事很感兴趣;这个《蝇王》(Lord of the Flies)般的故事吸引了学者们调查这些女孩们翻下的暴行,电影导演们试图记录下这些犯下暴行的红卫兵们的心态,研究院们试图统计有多少人被害、被何人所害、以及被害方式。在国内,这段故事秘而不宣。通常,官方将这段混乱时期引作例证,表示应当避免其发生,而同时,官方也极力掩盖了一件事实——这群年轻女孩中的很多人都是共产党高官的孩子,如今,她们是社会名流。

2015/03/07

《纽约书评》勇敢的中国地下杂志(第一部分)


《记忆》
出自中国北京天通苑的非官方杂志,详见 prchistory.org/remembrance


玛格南图片社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们,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他的展览「十字路口的目击者——摄影师马克·吕布在亚洲」在纽约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举行,展览时间至2015年3月23日。


天通苑坐落于北京北部平原的末端,距内蒙古山麓不远。它建于2008年奥运会前夕期间,按照政府的设计,这片现代港式住宅区会容纳40余万人,建有数量众多的商场,以及一条通往北京的地铁。但它的修建是仓促之作,规划者们忽视了在公园、露天场所或任何公共设施上的投资,但道路修建完善,很快,路上车水马龙。建筑物杂乱无章,该地区迅速老化,建筑物的塔形部分残损破败。

《记忆》出自这片荒芜的郊区,这份地下杂志讲述着中国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历史。它以每隔一周70到90页PDF文件的形式用电子邮件发给订阅者们,里面的文章及第一人称叙述有助于挽回那些记忆,而共产党则意图遗忘那些记忆。《记忆》没有公开的地址,只有几间繁忙的编辑室。要说场所的话,就在这里——天通苑众多混凝土住宅楼中的一间,昏暗的一楼房间中摆着一排排书架,摞着一箱箱禁书——对于一份理论上并不存在的出版物来说,这个隐匿之所显得恰如其分。

在中国兴起的非官方记忆中,《记忆》是其中一部分,这一兴起的趋势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期间苏联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该历史研究协会旨在通过揭露政权的糟糕历史来颠覆政权。现今的中国比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时代的苏联更为强大,但是记忆仍在逃脱审查部门的掌心,并对政权构成挑战——探究哪段历史是合理的。政府仍然掌控着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媒体上官方历史的话语权。但记忆显得更为私有,将呈现纸上的记忆作为个人事业,甚至会产生极为政治性的结果。

2015/02/19

《每日电讯报》牛津大学出版社禁令引发争论

巴黎袭击后,经过了一番电台讨论,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发布了指导方针。


牛津大学出版社告诫旗下作家不要在他们的作品提及猪、香肠或与猪有关的词语。
照片来源:ALAMY
牛津大学出版社已告诫旗下作家不要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及猪、香肠或与猪有关的词语,该举措旨在尽力避免冒犯犹太人和穆斯林。

巴黎袭击后,某电台就言论自由展开讨论,随后,该出版社发布了指导方针。

今天,主持人吉姆·诺蒂 Jim Naughtie 在英国广播公司第四电台(BBC Radio 4)的节目中说道:「我拿到了一封牛津大学出版社寄给一名作家的信,想跟年轻读者们说点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发布以下禁用词语:猪、香肠,或任何被认作猪肉的词语。」

「现如今,若一家隶属于学术机构且有名声响亮的出版社称『一本书中不得提到猪,因为某些人也许会受到冒犯』,这种说法真是荒唐可笑。简直就是在开玩笑。」

工党议员穆罕默德(Khalid Mahmood)是一名穆斯林,他说:「我非常赞成,那规定真是愚蠢至极。出版社的人做太过火了,整场讨论成了笑料。」

穆斯林和犹太人会因儿童图书中的家畜而被冒犯——在这种论调的怀疑声中,这些出版规定的出现成了一种嘲弄。

保守党国会议员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说:「怎会有人觉得『猪』或『猪肉』这两个词含有冒犯的意味?」

「不存在冒犯性词语。而是使用该词的文章内容存在冒犯。」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发言人说:「牛津大学出版社致力于学术及教育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占据权威。」

「我们在近200个国家销售学术资料,此事件不会影响我们致力的方向。我们鼓励一些学术资料的作者出于尊重,来考虑文化的差异与敏感性。」


日期:2015年1月14日

译者:译志

2015/02/12

《半岛电视台》北京鼠族

景冉鸣今年18岁,是一名来自辽宁省的演员,他坐在北京地下居所的房间中。

北京——每天清晨,中国首都的地下都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在这片没有阳光或新鲜空气的生活天地中,人们从无窗房间里的床上爬起,将便盆中的秽物倒进公共厕所,花50美分(约人民币3元)洗5分钟澡。走上楼梯水泥楼梯通向外面的世界,这座城市中最令人鄙夷的房屋中的人们摇身一变成为了奋斗者,渴望分得中国梦的一杯羹。


这些新北京人大约有100万,他们居住于地下狭小拥挤、阴暗潮湿的房间中,这些房间几乎比他们能在地表之上找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便宜,因而得名「老鼠群」或鼠族。严格地说,大部分房间是非法的,因为政府规定地下室和废弃的防空洞不能用来出租,但是与中国的很多事物相似,这些房间处于灰色地带。这些居于地下室的人们形成了这个巨大的市场——与地表上相似的房间做比较,价格大约要便宜一半——本地官员往往对此熟视无睹。

在这些人之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希望在这座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中立足,这座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艺术、商业和新兴生活方式的中心。他们的身份是演员、街道清洁工、发型师,或是洗头妹、新婚夫妇、姻亲、佛教徒和基督徒。很多人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时候是流浪汉般的故事。就像白手起家的魏宽,27岁的他曾是一名轻犯,现在则是一名保险推销员——这一沿途停靠的职业就像快递员、丧葬歌手、足底按摩师和澡堂工一样。



「因为我对贫穷的现状感到害怕,所以一直在努力工作,」魏宽在他的房间中说道,他与其他9人共享这间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的房间。「我的很多同事住在地表之上,但我觉得那样太舒坦了;而住在这里会迫使我更加努力工作。」不过,魏宽现在每月能赚3万元(约4800美元;1元=$0.16)——相比最初每月800元的工资来说,可谓是突飞猛进——他说自己计划在2月份过年时搬出去住。

这些地下居所的存在要归因于两起历史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冷战,那时候,毛泽东掌权下的中国正与苏联就东部阵营的意识形态展开争夺。1969年,两国在黑龙江沿岸展开血战,毛泽东下令人民「挖掘深隧道」以防备来自苏联的空袭。在北京,30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挖了估计有2万个防空洞。

然而几年后,毛泽东逝世,邓小平经济优先的实用主义战胜了毛泽东强硬路线的意识形态。防空洞被商业化开发利用,人防办称这些防空洞不得不用来牟利。据一本负责该工程的高官的回忆录称,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已有800家地下旅馆,还有地下超市、地下影院、地下溜冰场。1996年,政府正式作出决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新建建筑要配备人防设施,这些设施同时可做经济用途。该法律导致了为牟利而建的地下居所的激增。随后几年,政府部门将防空洞外包给了私人老板——他们靠此牟利。


2015/02/02

VICE News | 中国官方拒绝吾尔开希回国

摄影:Wally Santana/美联社
吾尔开希位列于中国的通缉名单中。他认为,在他前面的人于1989年7月被捕后,自己在名单中前进了一名,排到了头号。吾尔开希——天安门抗议的领导之一——尽管努力尝试自首,但没能成功。

在过去的25年中,吾尔开希四次试图自首,结果屡次失败。他认为是因为中国官方就是不愿参与到任何有关天安门抗议和随后的大屠杀的对话。

2009年,他飞抵澳门,但是未通过机场。2010年,他试图进入东京的中国大使馆,但是没能成功。2013年,他试图让自己在香港被捕。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说到自己最近的一次接触了中国政府。那一次,他到了华盛顿D.C.的中国大使馆。「他们关闭了所有东西——门,窗户。然后,在我透过窗户偷偷看他们时,他们拉上了窗帘。我给他们打电话时,他们拔掉了他们的电话线。」

吾尔开希想回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他想看看年事已高的父母,他说官方拒绝他的父母离境。「多亏了现代科技,」他才能在25年间与父母保持联络。

吾尔开希最初在1989年天安门抗议前的一年涉足政治。「生活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普遍觉得要接受赐予之物。人们普遍觉得这似乎没问题,但同时,我们察觉到这有些问题。」上个月,现居台湾台北的他接受了 VICE News 的采访。

2015/01/27

亚洲协会 | 访谈:中国籍新闻助理们对张淼被捕一事的反应

2014年1月16日的屏幕截图,《时代周刊》在其网站上刊载了有关张淼被监禁的报道。

去年9月,为争取普选,香港爆发了占领中环的抗议。德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安可馨 (Angela Köckritz) 和她40岁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张淼从北京赴港报道这场运动。张淼沉浸在兴奋之中,她戴上了黄丝带以示对示威游行的支持,并把照片发到了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站上。而她刚返回北京,兴奋之情一扫而光。

在本周发布的一则触目惊心的报道中,安可馨描述了张淼返回北京时是如何被以暴力的方式拦下的。之后的几天,安全官员审讯了安可馨,并指控她与张淼和其他「煽动者」密谋在香港制造动乱。她还被告知,因为张淼从未登记注册为新闻助理,故一直以来都在非法工作(安可馨承认部分属实)。

张淼被含糊其辞的指控「挑拨事端」和引起公众骚乱,因而在过去的三个月中仍遭监禁。据她的律师称,她的生理和心理均遭受了折磨。

Jonathan Landreth 是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参馆 (ChinaFile) 的主编,他曾在2005年至2011年间担任《好莱坞报道》 (The Hollywood Reporter) 和法新社 (Agence-France Presse) 的外国记者。「没有新闻助理,大部分的外国分社什么也不是,」Landreth 说。他补充道,新闻助理受到骚扰的情况是家常便饭,而像张淼这样被长期监禁的情况还极为罕见。

为了一窥其究,我们联系上了5名中国籍新闻助理,看看他们对于张淼的遭遇的反应。Michael Zhao 现在担任位于纽约的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多媒体制片人,他曾在2003年至2005年间担任《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剩下的4名新闻助理出于安全及雇主的缘故而匿名。3号新闻助理不再供职于媒体,现居海外。其余几名在中国供职于多家西方媒体。

2015/01/22

《海峡时报》300名中国人借道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

武装份子手举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简称ISIS)的旗帜。照片来源:路透社
布城 —— 据官方通讯社马新社(Bernama)报道,内务部长阿末扎希(Ahmad Zahid Hamidi)于周三披露,有300多名中国人借道马来西亚加入伊斯兰国(ISIS)。

阿末扎希根据马新社的报道说,极端分子从马来西亚借道,再经第三国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

他告诉记者,该消息由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向他透露的,周三早些时候,他与孟宏伟在办公室中进行了会晤。

阿末扎希说,吉隆坡和北京严肃看待安全威胁,双方承诺采取更全面的措施对此予以遏制。


作者:海峡时报

日期:2015年1月21日

译者:译志

2015/01/21

《南华早报》赵紫阳之子在父亲十周年忌日接受采访

照片摄于1993年,赵紫阳的家位于北京市中心,监禁在家期间,他在书房中写下了回忆录,他在此居住直至去世。摄影:路透社
作为党内为数不多的自由派,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在1989年时反对武力镇压天安门抗议运动而被清洗出党,他因此被控「分裂党」和「支持动乱」。

接下来的16年里,他被监禁在家,直至10年前的今天去世。

他最小的儿子赵五军说,他想要纪念官方对于他父亲的定性,赵家在不断争取安葬赵紫阳骨灰的权利。「『支持动乱和分裂党』——我想把这句话刻在父亲的墓碑上」当被问他是否想要官方回心转意时,他说道。「对我们家来说,这一点都不羞耻,我们感到荣幸。」

中国的普通百姓视赵紫阳为良心的象征,因为他反对武力镇压学生游行。而他的名字则是官方禁忌,至今不能见诸于官方媒体。
赵紫阳在北京的家中,照片摄于2002年。

由于赵家一直未能与政府就安葬地点的问题达成一致,他的骨灰仍然安放在北京的四合院的生前居所中。

赵紫阳去世后,党提议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而他的家属则希望将其私下安葬在一处公墓。

「我们不想让我们父亲的安葬与政治或官方头衔产生联系。我们只想要一次低调的、家庭式的安葬,」赵五军说。

他说,一年多前,他们的母亲去世。赵家希望官方允许他们私下将他们父母的骨灰合葬,而官方未作出回应。

2005年,赵紫阳的葬礼是一件敏感事件,因为官方担心他的去世会引发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在他葬礼的那天,警察和国安遍布长安街——北京主要的街道——的街角。

当局对于纪念赵紫阳的呼声仍然很紧张,因为他代表着政治自由化,他还拒绝压制人民的意见,评论家们说。

2015/01/19

《法新社》周有光的生日心愿:民主

被人们称作「拼音之父」的周有光。照片摄于2015年1月11日其北京家中。 (AFP Photo/Wang Zhao)

周有光出生时,清朝皇帝仍然在位。他协助发明了全世界广泛采用的、用来书写汉字的拼音系统。周二,他将渡过109岁生日。而他对民主直言不讳的支持,则意味着他的作品仍旧受到中共的审查。

「经过了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需要走向民主,」周有光在法新社的采访中说道,他的脸庞上布满皱纹,头顶有一小片白发。「我一直认为民主是必经之路。」

周有光有着「拼音之父」的美誉。这套系统将汉字音译为罗马字母表,并在20世纪50年代时被推行。现今,这套系统被中国以及国外大量的汉语学习者们所采用。

而在北京,他居住在住宅楼的第三层,地方非常狭小,折角的书——包括很多周有光自己写的书——靠墙陈列着。他对自己的成就显得很谦逊。

「我并不感到自豪,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丰功伟绩,」他神志清醒,语速缓慢而费力地说道。「我的生日毫不重要。」

1906年,周有光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经历了清朝政权的最后几年,也经历了其被革命推翻。随后他在上海和日本的精英大学就读。

1937年,日本于开始全面侵略中国,周有光携妻子和两个孩子迁到了中部城市重庆。在重庆,他忍受着频繁的空袭,而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当时的共产党还非常羸弱。

日本战败后,他去了华尔街的中国银行工作,因此避开了国共内战。在普林斯顿,他见过两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那时候,爱因斯坦在此拜访朋友。

1949年,共产党掌权,周有光回国教授经济学,并成为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助手。

「我回国有两个原因:因为我想,既然国家已经被解放了,那么就有了新的希望。而且,我的母亲也在中国,」他在2012年的一本自传中如此写道。

毛泽东麾下共产主义者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在那时候,他们称自己是民主主义者」,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