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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02

《中国法律与政策》中国宪法怎么了?

中国宪法

钱钢所在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团队在本月早些时候遭受打击,那时他通读了最近发布(且多半乏味)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文集。正如钱钢所指出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明显缺乏了习近平2012年讲话的那种创新,那次讲话声明了中国宪法治理中国的重要性。

再见,再见,再见:一部消失中的宪法

在2012年12月上任不到一年时,习近平在纪念中国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时发表了一次赞颂宪法的优点的讲话。在那次讲话中,习近平解释道,宪法一定要被用来限制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特权去逾越宪法和法律。」对于共产党来说,宪法的至高无上树立了领导人的责任感,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是依据宪法管理国家;依法治理的关键即治理要依据宪法」(着重补充道)。

但是现行发布的《读本》未包含该讲话。钱钢对于这种刻意而为的做法感到惊讶吗?正如钱钢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是刻意而为的。2012年12月,在一个长期习惯对领导人讲话极为敏感的社会中,习近平的讲话似乎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启示。位于广东报社——《南方周末》的编辑肯定是这么想的。就在习近平讲话的几周后,编辑试图效仿习近平的做法,将2013年的新年致辞题为「中国梦,宪政梦」。

要么是《南方周末》的编辑们误解了,要么更可能的是——不是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每个人都支持习近平对于宪政化的呼吁。「中国梦,宪政梦」从未看到所希望的那一天。相反,广东宣传部官员迅速介入,改换标题并修改文章,使得文章实际上成了一篇赞颂共产党控制下的执政体制的文章。

习近平再一次向宪法问好
你好,我是你在寻找的那个人吗?宪法的重现

原先的《南方周末》新年致辞被篡改,最近发布的《讲话》中未包含习近平在2012年的讲话,在这种压制下,中国的宪政化看起来已经死亡了,是吗?错。就在上周,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又一次重提支持宪政化,他说宪法是中国最基本的法律文件——管理国家一定要依据宪法。

习近平确实没有得到暗示吗?这几乎不可能。如钱钢在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一篇新博文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所见的是一场在党内高层中上演的措辞权力的竞赛。习近平最近的声明表露出他想继续抱有该观点——宪法对于共产党执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随后,有其他的人——也许对于习近平《读本》中讲话的最终裁定具有影响力——这些人不支持宪政化。《环球时报》——一份保守的、政府操控的报社——以英文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指出,「……在近几年中,公众领域所流行的宪法执政只会引发负面结果。我们建议以法治来替代这一概念」(中文版社论有些不同,其中将习近平宪政化的概念置于历史背景下)。

新一届中共全体会议于10月召开,会谈主题是法治
如果你想知道宪法在目前党内话语中发生了什么变数——是停滞不前,还是发生变化——你只会一筹莫展。10月,中共将举行十八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是法治。正如共产党在其通告中承诺的一样,法治「对于共产党执政、人民幸福和国家稳定来说极其重要。」能料想到习近平装腔作势地通过宪法来要求法治,也就能料想到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公众在猜测着这场斗争的走向。很明显,是宪法措辞的使用引发了领导层内的分歧。

但是宪法在中国政法体系中有影响力吗?

但是习近平远非一位天生的改革者,至少在西方人看来他不是。而这场党内高层的措辞之争表明,习近平的宪政梦于自由社会大相径庭,自由社会意在促进个体公民的权利。罗杰尔·克雷莫斯(Rogier Creemers)是牛津大学传媒法与政策项目的研究主任,他对《中国法律与政策》作出解释。这个国家不过是其治理下的社会的反映,据克雷莫斯说,「中国意在重拾其集体力量的伟大。关键方式之一,即共产党为其自身统治而辩护——众所周知是我们的统治带来了发展。

在中国,什么是法治?
因此,即便对于习近平来说,对于宪法的执行是自上而下的,且不必偏离官方的「法治」概念。《环球时报》的中文社论对此阐述得很清楚。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宪政本来是个中性词,与依法治国混用未尝不可。中国观察者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在《外交官》上精确地解释了法治:「共产党通过法律制定的规则。共产党仍然控制着司法系统,然而其将司法系统作为众多可利用的工具之一来使用,以此来实施中央的命令。」

即使习近平对于宪法的措辞遵循着党的路线。因此他集中的目标即宪法所保证的——没有党员会逾越宪法的界限(这令人想起了薄熙来和周永康——两位手握大权的党员被习近平拿下)。然而这种强制措施仍然出自中央;草根阶层无从帮助习近平来打击政府腐败。活动家许志永,刘萍,魏忠平和李蔚对此有着切身了解。在试图反腐败期间,他们均公开要求政府公开财产。在习近平执政下,四人均被判处3到6年有期徒刑。

照片中的人物为刘萍,摄于她被判6年半有期徒刑之前。
对于习近平来说,宪法中要求个体权利的基础部分被忽视,这与克雷莫斯的论点相符——那便是中国官方的目的所在。事实上,习近平的当政时期,已见证了可能是自1989年来最大规模对人权活动家的镇压活动之一。如非盈利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提到的那样,自2013年3月,除了上面提到的那四位还有超过70位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公民被拘留、逮捕、监禁或「被消失」,这些仅仅发生在习近平发表有关宪法的讲话后的3个月。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通常少数人被指控犯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或「寻衅滋事罪」,这些被公安机关扭曲的指控超越了这些法律的本意。那么正真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些活动家经常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宪法权利。

克雷莫斯说道,中国法治「反映出它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治理者们的某种自以为是的行为理念。」习近平对于宪法措辞的使用并未偏离那种概念。

使用单词「宪法」意味着这种类型的政府吗?
然而党对习近平继续使用这个词而感到紧张,因此《环球时报》的社论批评了「自由派」(很可能指那些被投进监狱的人权活动家),称他们试图「歪曲」党对法治的看法,还称他们让人们警惕不要掉入这样的「陷阱」。然而,宪政化的愿望会在不舍弃习近平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而被提出吗?党宁愿忽视言论、结社、宗教自由吗?习近平的宪法概念会限制官方的腐败、会提供更好的经济建设——足以让群众满意吗?或者说,中国人会继续要求中国梦是一种西方式的宪法吗?


原文链接:China Law and Policy | What is Going on With China’s Constitution?

作者:Elizabeth M. Lynch

日期:2014年9月17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