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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2

《万古杂志》在中国阅读《嚎叫》

简介:我们这代人,曾经因为叛逆的西方文学而充满激情,今天则因「富裕的社会主义」而归于平静。


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摄影:斯图尔特·弗兰克林(Stuart Franklin)/玛格南图片社

1988年,当我第一次阅读中文版的艾伦·金丝堡(Allen Ginsberg)的《嚎叫》时,我还是个削瘦的小女孩,生活在一个环绕着漫山坚竹的中国南方省份中。我被开头的几句震撼了,即使没有完全理解它们的意思:「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我重复着那三个形容词:挨饿的,歇斯底里的,赤裸的。我的哥哥坐在旁边,他早已读过整首诗。于是我问他:「挨饿的和赤裸的,美国人像我们这样饥饿贫穷的农民一样没有衣服穿吗?」他不屑地回答我:「你是傻了还是怎么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这首诗是有关于精神贫瘠方面的。」他带着一本最近获得的《在路上》的副本走回了他的卧室。


我独自揣摩着这首诗,一行挨着一行。那时候,像我的哥哥一样,在浙江省我爱上了手头任何种类的西方文学作品。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的《生活和命运》也是在那一年被翻译的。知青们一直被灌输诸如《红楼梦》这样的古典中国故事,突然从西方这里发现了新的词汇。每个人对此极度渴求。

我的父亲最近在本地政府机关里被提拔到国画家的职位,以此补偿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劳改营的遭遇,在他的办公室里有这些文学杂志和西方音乐唱片——被栓在书架上,这样没人能够偷走它们。每天放学后,我和我哥哥会去他的办公室,仅仅是想读一读、瞧一瞧这些西方玩意儿。我哥哥告诉我,金丝堡曾访问过中国,在我们国家游览和演讲了一个月。所有年轻精英都读过了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写的新诗:《一天早晨,我在中国漫步》。多么好的标题!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也能写一首题为《一天早晨,我在美国漫步》的诗。



第二年,充满理想主义的一年,我哥哥离开台风肆虐的家乡,去了北京学习,他也迅速的沉溺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在家里,我们通过新买的黑白电视机密切关注着事件。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占领了广场,他们要求民主,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呼喊着宣言口号,与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对话。


整个国家都支持学生;即使是我家乡的农民,也站在电视机前,点着头说:「我打赌你儿子就在广场上。他像毛泽东一样,应该就在那里!」几周后,绝食抗议开始。接着是六月初,邓小平决定阻止事态发展。共产党宣布了戒严令,动员了30万人民解放军军队。开始是用枪,随后用坦克:这场运动变为了一场战争。

我的父母很担心我的哥哥。我的母亲一直打电话到他的学生宿舍,但是总是占线。大屠杀开始前一周,他们终于联系上了他。他的喉咙干涩,告知我们自己已经加入了这场革命,并解释着几周以来他都在高举横幅、喊着口号。他气喘吁吁地说话,没过问家庭问题。在我父母要应答前就挂断了电话。

我们在浙江省看到的最后一些新闻照片是坦克进城。突然,天安门变得寂静悲伤;尸首遍地,血染砖头,坦克被烧毁,横幅被毁坏,学生潮已经退去。

那时候,没有手机和互联网,所以我们和我哥哥失去了联系。我记得一天早晨,我的母亲因为一通电话而哭泣着。因为文盲和对政治的无知,她害怕会发生什么事情。3天后,我的哥哥打来电话,因为满嘴食物,母亲听不到他的声音。他在学校附近路边的商店。他说,「我很好,就是感到饿。」他边吞着面条,边解释道那一周没有上课,因为教授都被叫去接受调查。他因为喊口号而失声。他声音沙哑地说,「别担心我,」挂断电话时,我父亲抢下了我母亲紧握着的电话听筒。

1993年,我离开了家,去北京电影学院就读,谢天谢地,我设法通过了入学考试。我不用再和年老而满是皱纹的农民们待在一起了,他们唯一的事情就是耕地,吃和睡觉。在这里,伟大的中国首都,我学到了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和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并计划着去西方。不知怎么地,我和我哥哥再也未谈及1989年。他不在对垮掉派诗人感兴趣。他变得顺从而又很实在。对他来说,1989年是一段糟糕的记忆,就像皮肤上的伤口一样,时不时地张开流血。运动的领袖们入狱或流亡。德高望重的赵紫阳因为同情学生而被逐出了共产党。他被软禁在家15年,直至2005年去世。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人不愿谈论这场抗议,因为害怕造成潜在后果。

类似的是,中国的家庭总是被国家惩罚。就拿我家来说。我爸爸在他18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发自内心地信仰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是一名渔夫的儿子,但是,在他20出头时,他接触到了法国印象派绘画。在那种致命文化的吸引下,他想学习绘画。他确实画过一些莫奈和梵高风格的作品,直到文革引发的混乱把他从工作室赶到了稻田里以接受「再教育」。这是对他「反革命中产阶级思想」的严厉惩罚。因为繁重的劳动,他的左眼失明。

在我哥哥和我成长期间,我的父母希望我们不要关心政治,保证「安全」,完成学业,取得学位,安顿下来。但是读着金丝堡《嚎叫》长大的孩子怎可能对政治漠不关心?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样子。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我们不再年轻,不再有闪耀的梦。北京电影学院改变了其艺术方向,开始教授「如何成为斯皮尔伯格」和「建立中国的好莱坞」。我进入了电视连续剧行业,书写冗长的警察追坏蛋系列作品,并模仿西方的惊险小说。让-吕克·戈达尔的《中国姑娘》在市场经济中不再受到青睐。

现在我哥哥和我已40出头。他在1997年结婚,并从那时起在政府办公室上班,金丝堡在那一年去世。他有一套房子和一辆车,还有一个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女儿——尽管他仍在写作和画画,尽管他还能喝酒。但是他不再呼喊口号要求中国民主。他最后一次参观天安门广场是在事件几年后,也是在他女儿出生之前。对于他来说,政治就是个笑话。他的体重增加,不在是我记忆中那个削瘦、饥饿、长发的年轻艺术家。他后来的激情是观察房地产市场的起起落落。唯一没改掉的习惯是不停地吸烟喝酒。那意味着他仍然抱有一些愤青思想吗?或者说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迹象?

在北京十年的生活,使我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年轻艺术家,我试图在意识形态刻板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方式。我大量地写小说,盲目尝试着模仿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然而我的电影剧本受到审查,无法被拍成电影。到了30岁,我决定离开中国;对我来说,年纪轻轻看起来便丢失了活力,而欧洲总是成为了我西方文明的幻想世界。我决定在英国定居。伦敦是我名义上的家,而伦敦也在数百万的移民中收留了我。这里大部分时间都会下雨,然而每当晴天时,我都会在公园里散步,坐在那些陈旧的木板凳上写小说。有时候我想,我是否应该写一首题为「一天早晨,我在英国漫步」的幽默诗,只是为了向金丝堡致敬。是的,我思考西方民主和欧洲文明的衰退。但是,我听到你在问——我的信仰和梦想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天安门之春的那一年,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我们现在正通往历史的结束,那种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能够满足我们所有人。然而意识形态的差异,真的能够随着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统一世界而消解吗?也许吧。

如果你看看中国发生过的事情,从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份中文版的光鲜亮丽的西方时尚杂志出现在书店乃至遥远省份。一位农民的女儿设法获得一本《瑞丽》或《时尚芭莎》的副本,会为外观靓丽的裙子、太阳镜而感到激动。西方女性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中国人感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巨大魅力的影响,却没有意识到时尚杂志是通往信用缺失、市场垄断全球商业化的第一步。

我仍能背诵《嚎叫》的开头:「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但是我想知道我哥哥是否还记得那几句诗。在过去的25年,我见证了我们中国的这一代在所谓的自由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不仅仅是我和我哥哥这一代。自从末代皇帝溥仪在1912年退位,后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早已肩负起探索民主的任务。这是一次长征,看起来从未结束,现在却被西方的实用主义自由所怂恿。那就是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物质平等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相信「富裕的社会主义」。但是很难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在物质成就之外有多少民主真正得以实现。我的哥哥仍然不愿公开谈论1989年,我仍然不能在中国出版一本政治敏感类书籍。

每次回到中国拍电影,都会有两三名警察站在我们的片场附近,抽着烟,压低声音打着电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监控的标志。公共人物如诗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仍然在监狱里煎熬。从某种意义上说,自1989年来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如果某人嗅到了当下的政治气息,便有可能感受到微妙的变化已经发生。前政治家薄熙来和他的妻子卷入到谋杀和腐败丑闻而被曝光。而现在,随着徐才厚(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因腐败而被监禁,中国政治圈中有一种紧张的氛围。

当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成为国家主席时,「中国梦」这个词语像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方式横扫东方的黄土大地。然而,什么是中国梦?这种表达无疑是一种嫁接在中国社会主义上的美国梦的变体。其意在提高个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描述中国梦是「国家复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繁荣和加强军队建设」。他说年轻人应该「敢于梦想,艰苦奋斗,以实现他们的梦想,为国家的复兴做贡献。」

勇敢地去梦想吧!自那之后,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勇气去梦想?在中国,年轻人拥有哪种类型的梦想却要依靠被「给予」。我们的梦想因当权者的意愿而如此粗糙,以至于有时候让人觉得,似乎在人们的幻想中没有真实的梦。

郭小橹是居住在伦敦的中国作家和电影导演。她最新的小说《我是中国》于2014年6月发布。


作者:郭小橹

日期:2014年8月20日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