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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6

《万古杂志》我屈服了中国

简介:你懂得,当记者情愿管束自己时,审查制度已经赢得了真相话语权的战争。


在2014年2月的一场反暴力抗议中,《明报》的记者和编辑高举报纸头版。《明报》因其批评性的报道而著名。Bobby Yip 摄/路透社

我在加利福尼亚主修新闻学,在4家美国的日报实习过。我曾在大学课堂上看过两次《欲盖弥彰》(2003年),电影讲述了《新共和国》杂志记者斯蒂芬·格拉斯(Stephen Glass)在20世纪90年代精心编造的谎言,每次观影后会作伦理道德讨论。一名讲师之前是《纽约时报》首席政治记者,另一名讲师因调查研究而赢得过普利策奖。要不是我全面地受过教育,就会一无所知。

然而我毕业三年后, 我就屈服了中国政府。一切轻而易举。还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给了我一个安慰奖:到这个国家西北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行10天。别被「自治」这个词误导了,此地绝非如此。实际上,说「免费旅行10天」也有点用词不当。它更像是走马观花般地看看中国遥远西部的发展。这趟旅行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安排,它是中国国务院信息办的子公司,此后提及的「我的审查者」便是该公司。

我在上海的一家月刊杂志工作,或者换个说法——为这个城市的国际社区中的一份「国外小报」工作。我的老板是私营业主,然而杂志标题却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就像其它国内的出版物一样,我们所写的每件事在刊登前都要经过审阅。由于我们身处上海,审查者则身处北京,这意味着每个月我们要寄出我们的整本刊物。然后经过他们裁剪、编辑,再寄回给编辑助理。由于审查者们都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高等教育,助理编辑在提到个别审查者时,会尊称其为「某某老师」。

有些明确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写的:台湾,西藏,天安门。其它的要求更加微妙。中国大陆总是写作 Chinese mainland,从不写作 mainland China。我们甚至不能在一份男同性恋酒吧的列表上写「男同性恋」,然而,一份同行的出版物一直开设有 LGBT 专栏(这是因为审查者不同,而造成审查规则不同)。审查制度导致了这种矛盾。缺乏权威指导催生了自我审查。我们的审查者动不动就多疑:有一次,我们不得不修改一个数据框,里面的有一句「64位中国人登上《福布斯》亿万富翁榜单」,因为他们认为6和4的设计隐晦的提及了「六四事件」——1989年军队镇压民主游行的纪念日,这是个不能触及的话题。

尽管如此,我认真地对待我的工作。我报道过城市边缘群体——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也报道过现代家庭因为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而不合。每当稿件发往北京,我会紧张起来,然而直到我同意去新疆前,我都没碰到过大麻烦。我不得不去新疆:我们的出版商早已达成了一项政府间报道协议,出版商对此从未给我充分解释过,不过我明白,我得写出800词的旅行杂记。

我乘飞机到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在古时候是丝绸之路商人们的中心,但是如今遍地高楼耸立,和中国其它的城市没什么不同,除了有些清真寺的穹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冰冷的水泥建筑间。撇开城市中心不谈,乌鲁木齐也是这个国家最具民族特色的城市。主要的穆斯林群体是说着突厥语的维吾尔人,他们也是新疆最大的民族群体。历史上,汉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轮流统治新疆超过2500年,在重要的时期(1944-1949年),毛泽东的政权带领上百万汉族人迁入,并建立了新疆,那时候新疆的部分区域被前苏联和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占据着。

当今,政府称新疆因为动荡不安和恐怖袭击而重兵把守。本地维吾尔人在文化方面受到压迫,他们的私人企业比汉族人少,尽管他们的家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新疆通常只在暴力事件发生时成为重大新闻,比如今年3月,中国南部昆明市的火车站发生了大规模捅杀事件,该事件与维吾尔族分裂分子有关。

抵达乌鲁木齐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关于该区域经济的新闻发布会。我们周边坐了20多名记者,除了我和两名其他小报的日本编辑,剩下的都是中国记者,我们挤进酒店舞厅里的就座区域,一名下颚宽厚的地区宣传官员把12页的新闻稿一字不漏地读给我们。最后,会议主持者请求提问。但是没人举手。

第二天我们飞往北边的伊犁自治州,其毗邻哈萨克斯坦。我问一名随行的年轻新闻官员,他是否有维吾尔族的朋友。如果有的话,他可以和他们谈谈2009年的骚乱——该地区当代史上的一次血的教训,197人被杀,超过1500人被捕。他说是的,当然能谈论。他告诉我,维吾尔人就像美国的黑人——有着越来越好的教育和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这是因为缺乏机遇的人会惹事生非。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旅行是简陋的宣传策划——冗长,无聊,且充斥着缺乏说服力的细节。数天来,我们从发酵厂到蔬菜脱水厂,再到有着固定卫生间的批发中心,锡管中一定保留着我们早晨口臭的酸味。新疆很美丽,很多时间我都拿着照相机贴在巴士窗户上,试图捕捉冰川峡谷,重重山脉和草原上零星点缀着游牧者的蒙古包。尽管维吾尔人口占多数,但是新疆汇集了多种文化。不过每个和我们说话的官员都是汉族人,只有一个例外:一个哈萨克城市的新闻官员。在多个重要事情上——一座农场,一套新建的经济适用房——党的路线直白地向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重申:是的,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有利。

我们对本地人观察大多时候限于舞蹈表演期间。几乎每顿晚餐都有少年舞者跳舞。他们总是身着民族服装,有时候在跳舞时,还伴有砰砰响的节奏声和烟雾机。每晚,人们会小酌几杯,直至夜深回家。

回到上海,我决定详细地叙述这次旅行,并觉得我的审查者是不会反对的。毕竟是政府安排了这次旅行日程:即便此次旅行无意地证明了该区域的社会分化和民族紧张。我仅仅把这些向我宣传的事情报道出来,又有什么错呢?

理论上说,我可以偷偷地在文章里加一些煽动性的内容。在校样被送去印刷厂前,我本可以让我们其中一个版面设计师调换一下内文。我了解设计师在设计版面时,是不会去读这些文章的。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会丢掉工作,也许还会让我的老板失去出版权。很多人也许早已因此丢了饭碗。我断定自己不可能写些东西就为人工成本做出辩解。就这样,审查体系奏效了。

碰巧的是,中国当局的确会把个别记者关进监狱。所以,大部分人在计算过反抗审查者带来的隐性成本后,情愿噤声。对于所有令人费解的审查体系来说,违背的代价显而易见。

作家喜欢抱怨审查制度,但是他们不太热衷于讨论审查制度是如何运转的。当他们抱怨时,共同的主题是羞耻,孤独和精神伤害。当你写一部毕生之作——是在高压状态的维持下,而非发自灵感写出的,承认这一点会尤为痛苦。希腊的法律教授乔治亚·加基斯(George Mangakis)在1969年因为反对国家军队而被关进监狱,他称审查制度是「一个糟糕的机器,会毁灭你自身的灵魂」。而南斯拉夫小说家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提到,自我审查是阴险的,并于审查制度息息相关;他写道,任何地方都存在审查制度,这是「一种危险的心灵操控,给文学和人类精神带来了严重结果」。对于个体来说,审查的代价高昂,然而,审查制度对公共话语的充分影响效应难以估计,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境内,审查制度不是仅限于国内媒体,也不限于我和他人的事例。

《康泰纳仕旅行家》的全球事务编辑丁达·伊洛特(Dorina Elliott)写道,「我决定不写那篇报道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证明我和中国的控制规则串通一气了。毕竟,有很多其它题材可写,不是吗?」这句话出自去年11月的在线杂志《中参馆(ChinaFile)》的一片文章,文章描写她对于该去报道某些话题而犹豫不决。去年秋季,三名常驻北京的记者在报道一个重大的腐败事件后离开了彭博社。12月,艾米丽·帕克(Emily Parker)为《新共和国》杂志写了一篇外媒记者专访,有些记者以实名受访,有些则是匿名,因为担心无法续签中国签证。有先例存在——自从2012年以来,至少有两名西方记者被拒绝颁发在中国工作的签证。

数十几年来,政治理论家相信,专制政权天生不稳,并最终会因自身缺乏合法性而奔溃。然而,在过去的十年,对于专制适应力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中国的执政党早就研究过其它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衰落,且调整了自身的执政方式和相应机构。

对于专制适应力的长期前景仍然受到争论。但是在1989年民主动荡后的十年间,中国已经能够维系控制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今,这个国家的很多外国记者不想危及自己的签证,他们的雇主也会限制他们的言论,国际科技公司的销售代表为了能进入中国市场而向审查制度妥协。美国的制片人经常修改电影,因为这些电影竟然无法在中国上映,比如2013年的《地球末日战》和2012年翻拍的《赤色黎明》,他们以这种方式避免冒犯官方,并保护了未来的国际票房数。很多外国人已经被迫与非民主政权为伍,而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很快消失。

我写过一些自认为应该避免触及的话题。我写过来自东部(更富裕的)省份——江苏省的商人,他把我拉进旋转着跳舞的维吾尔舞者中,并告诉我「在新疆很幸福,但是在江苏更幸福!」我详述过我们旅行停靠的其中一站——在一家批发市场,一位身着迷彩服的中年妇女坐在桌子后面,桌子上放有棍棒和防暴盾牌(2009年骚乱的纪念日就要到来,但这种加强安全的措施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我经历的这次由政府组织的旅行,其目的是宣传工业发展。

我们的审查者令人惊讶。被打回文章上面的本文标有一大长条黄色的强调部分。我的同事一点都不觉得惊讶,但是我觉得很生气。我推敲后做出改动,把草稿发回给审查者们。得到回复——不够好。「他妈的,他们到底想要我怎么做?」我朝着倒霉的负责联络的编辑助理发火。我想起她脸上的表情。我的冲动令她难过。

是什么使得审查制度下的写作如此痛苦?在他的关于审查制度的论文集——《找麻烦》(1996)中,约翰·马克斯维尔·库切(J M Coetzee)利用弗洛伊德(Freud)的理论,演绎出了一种创造性的理论:创造性的工作要求我们要利用内在自我中复杂多样的活动方式,以此来创造新的东西。同样,这是深层地私密过程。用库切的话来说:「在审查制度下的写作就像是和一个不爱你的人保持性关系,你不想和其做爱,但是他会强迫你。

我认为我的报道也许是想象而成的,现在这么看很蠢。任何一个长期和中国审查制度合作的人都知道隐形契约的存在。你不会承认你的经历是编造的,你也不会绕开公关机器来报道真相。审查制度不仅仅是要控制那一套有限的、不能提及的东西,关键是要控制理念。

很难说中国对于外国媒体影响的累积效应会如何。今天的媒体环境如同一项使用 Photoshop 的专业工作:也许所有的内容仍然在图片里,但是边缘被淡化,亮度被调整,谁能说明这种曲解对我们的报道有多大影响?

但是不论审查制度有什么样的效应,遵守它便是不中立。这就是一种串谋:心照不宣地说「我们的自由少了一些,没什么,想法少了些而已。」2005年,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被起诉,并被指控犯有「虐待土耳其国民罪」,这件事写在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烧这本书》,该选集是关于国际笔会的审查制度,书中称审查制度就像「改变某人的话,并以某种方式打包,让每个人在高压文化下认可它们,这有点像通过海关走私违禁货物……真是既羞愧,又丢脸。」在2002年出版的《越过这条界线》中,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用了一个类似的隐喻:「好的作品就像一个无国界的国家,作家应该恪尽职守。」你要么毫无顾忌地道出真相,否则,你的写作则成了欲盖祢彰。当然,这两位作家选择道出真相,即使有他们有遭受迫害的潜在威胁。

人们曾经认为,互联网将成为一种民主化单边力量,不受束缚的话语和思想可以得到传播,然而,迄今为止,诸如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控制言论自由方面颇有成就。自由贸易会引导政治改革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概念,事实上,中国的经济也许早就促使审查制度影响到他国。同时,别指望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有什么大作为;我有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嫉恨那些在中国工作的人们,包括行事谨慎的外国记者们。而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在构建这个世界。最后,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在哪方面正在妥协,如果连职业作家和他们的惯例都被束缚,我们更别期望博客和微博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善。 


作者:Leslie Anne Jones

日期:2014年4月24

译者: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