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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7

《纽约时报》中国的审查世界

Eric Hu

二月份时我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家上海的出版社索取书的初版以开始翻译。这本书我关注了自己所知道的人——一些很著名,一些则不是,因为他们试图在一个充满着悸动可能性的国家中改变他们的生活——像龚海燕这样的个体,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同时又是一个女商人,她想象她自己“在与时间赛跑,在主动权丢失前抓住它。”

阅读了手稿后,上海的一个编辑热情地回应了我,同时也发给我了一份以叙事方式描述政治活动人士的列表,他写道:这些内容“很难”写在中文版里:一位律师(陈光诚),一位艺术家(艾未未),三位作家(刘晓波,慕容雪村,韩寒)和“一些其他人。”他提出建议:“请让我知道可否合作为此书出版一本中国的特别版。”我同意合作。

在我们的时代,中国对于事实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世界上最多的宝马,捷豹和路虎汽车的买家被共产党所统治,党则尝试将“奢华”从广告中驱除出去。中国有两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和百度),也是史上最有经验试图审查人类话语的国家。

在大部分中国的历史上,读者被限制接触国外的书籍。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外国文学仅限于党内精英参阅,学生间流传着塞林杰,阿瑟·柯南道尔和很多其他作家的手抄或线装本拷贝。但是在过去三十年,统治稍稍放松,外国作家的销量剧增,这要感谢中国的读者们,他们极为渴求关于他们自身和世界的新信息。2012年,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公布,中国580家国有出版社获得了超过16000本国外图书的版权,对比1995年起有十倍的增长;当红作家涵盖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到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

自从第一个皇帝掌权——他在公元前213年监督了焚书坑儒,中国的领导人一直很重视审查文化。今天,为了在中国出一本书,外国作者必须接受出版社的内部审查的评价,出版社会指出党认为有损或威胁政治稳定性的名字、词语和历史事件。

当中文版的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在2006年出版后,批评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内容被删除。(对于中国的作者,这种赌注相当大;他们要留心限制或丢失在自己国家的出版权。公诉人会引用出版内容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若出版社忽略了一个禁忌,新闻出版、广电机关会把这本书下架并惩罚相关负责人。相关的密切审查应用在电视节目、电影和广播节目中,且政府尤其紧密地盯梢广播,因为其触及的人数最多。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就职演讲提到了父辈们“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官方播音员的话被剪掉。“共产主义”这个词未出现在中国的新闻上。

从2005到2013年在北京生活写作,我发觉很难描绘审查世界中精确的边界。尽管一些审查规则泄露给了公众——上个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通知所有的网站“查找并删除名为’成都警方围殴捍卫房屋产权业主的真实录像’”——大部分的审查世界充斥着无法提及的名字和难以告知的故事,这些内容被审查规则定为秘密。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最高等级的负责“思想工作”的机关,其不会报告自己的活动;它极为厌恶外界对于其总部的关注,该地点在永安里大街上没有地址或标志。为了量化中国审查制度的一个领域,卡内基梅陇大学的研究员们在2012年研究了社交网站新浪微博上的信息。他们发现超过16%的帖子因为内容问题而被删除。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中国的审查世界在增长。电影院与日俱增,好莱坞为了能让观众看到影片儿做出删减。最新的詹姆士·邦德电影“大破天幕杀机”的制片商删除了涉及了杀害中国保镖的片段,因贾维尔·巴尔登说他在中国拘留期间成为了一个罪犯。纽约时报无法为其记者们获得居留签证有一年多了,因为其报道了中国领导人的家庭财产。彭博社面临相似的报复,因为其调查了共产党官员。三月,彭博社的主席说公司“应该反思”决定,因其范围超过了商业新闻,危机了公司在中国的潜在市场。

我考虑在中国出一本书,本地的出版社逐渐描绘了一副审查世界的路线图。一位代表北京的公司的经纪人写道“为了允许在中国的出版,作者必须同意修订近四分之一的内容。”出版社按章节罗列出了有问题的地方,开头一行的前言:“中国从未多元化、城市化和繁荣的,它仅是全世界唯一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囚禁的国家。”(前半句得以保留。)

有些禁忌是可预见的;出版社担心提及毛泽东的大跃进,因为其导致的饥荒致使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人死亡。其它的问题更微妙,党将经济上的成功归功于邓小平,我被建议到不要过分慷慨地赞扬与他有着同等地位的人的功劳。通过注释判断,审查看起来变得恼羞成怒:“第十四章:整章关于陈光诚。”(我所写的陈先生,他是一位现在在美国流亡的盲人律师,他是中国人决心反抗计划生育的事例。)

在一些事例中,审查者们的要求令我吃惊:前政治家薄熙来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却因为腐败而终身监禁,官方电视台报道了他在法庭上被判决,那么为什么讨论他仍然是敏感的呢?似乎他被如何提及、被提及多少次才是主要的问题。当官方版本的历史被写成时,非官方的版本是不受欢迎的。

一个外国作家想在中国出一本书,他会发现很多理由来容忍审查要求。甚至一本已经删节过的书也能启发新一代读者强烈要求获取境外的信息;它也许能够对下一本书的写作有所帮助(或者让我们直面这种限制)。作为作家,审查通过强调一本书留下来内容的比例造成的不舒适而引诱作家做出合理解释,而非强调被审查的那部分。

但是那些解释无法应对一个势不可挡的问题。对当代中国的写作,最困难的部分是拿捏比例:有多少故事真正启发人,又有多少是真正严肃的?其自身的价值有多少反映了科技业的初创公司和独自创业的故事,又有多少反映了防火长城和权力滥用?作为问题边缘,接受审查是诱饵——一根修剪过的枝条留下了完整的故事核心——但是改变描绘中国的比例却错误地反映了中国是如何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中国在作出关于这个国家想要成为何种类型的关键抉择。

最后,我决定不在中国大陆出版我的书。(中国读者可以从台湾的出版社买到它。)写一本“特别版”是在淡化异议的声音,在粉饰大跃进,且复述官方版本的薄熙来腐败案无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真相。相反,它会宣传一种过往至今的错误印象。作为作家,我的诺言即尽我所能地说出真相。



欧逸文,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的作者。

原文链接:The New York Times | China’s Censored World

作者:Evan Osnos

日期:2014年5月2日

译者:译志